瞿秋白与共产国际杨奎松瞿秋白，1921年在苏俄入党，1923年回国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四年后正值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受命担任中共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总书记，一年后即退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因被指责在三中全会期间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而被迫退出政治局，从此不受重用，至1934年竟被临时中央领导人下令留在陷落的江西中央苏区打游击，以致被捕遇害。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书生性格难以适应政治场上的云谲波诡。但与此同时，天生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学家气质的瞿秋白，之所以会牺牲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跻身于他并不善长的政治斗争的舞台，除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势所使然之外，多半也是同他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尤其是瞿秋白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若无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作用，瞿秋白的一生也许应当是另一个样子。与苏联结缘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世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很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破产，父亲离家出走，自己被迫中途辍学，母亲又不堪债务缠身服毒自杀，瞿秋白对人生颇多伤感。直到1916年来到北京投靠堂兄之前，他只是打算“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1]来到北京之后，他虽通过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入学考试，准备在他所酷爱的文学方面进行深造，却再度因为无钱付学费而未能如愿。一个偶然的机会，瞿秋白进了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这使得他开始与俄国结下不解之缘。瞿秋白决心学习俄文，并不是因为知道当时俄国已经革命，也并非因为了解到俄国文学的伟大，当时不过是出于对“寄生生活”的痛苦，考虑到俄文专修馆不收学费，又许诺毕业后能够有固定工作，因而“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2]想不到，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陡然打破了他“孤寂的生活”。对旧社会种种不平的疑惑和仇恨，驱使他迅速开始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并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旋涡，试图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和平博爱的“新社会”。一年以后，他又接受《晨报》所邀，以特邀通讯员名义前往当时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的社会革命色彩的苏俄，希望“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3]苏俄之行无疑根本上改变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他从此开始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此同时，瞿秋白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向往与热爱，也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受到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赴俄初始，他就与俄共在远东的重要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的撰稿人之一。紧接着，远东书记处先后推荐瞿秋白以客人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4]，和担任新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部的翻译。在此前后，瞿秋白在莫斯科遇见了当时正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中学同学张太雷，并很快在张太雷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之后，瞿秋白又作为翻译在1922年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并在1922年1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5]瞿秋白在苏俄的经历，特别是共产国际对他的好评，使得他人在苏俄就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秘书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他能够到远东书记处去工作，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共同为孙中山拟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草案中，则提名瞿秋白为“联络部部长”和国民党“上海支部部长”的第一人选，以及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之一。[6]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瞿秋白在苏俄期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问题了。这使得他在1923年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回国之后，当即被授予理论宣传的重任。尤其刚刚回国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在北京一方面要设法挣钱维持生活，一方面完全一个支撑着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辛苦异常[7]。以后，瞿秋白来到上海，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