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1700—1932)——商人集团的寻租活动马俊亚《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摘要：清朝和民国前期的淮北盐商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自利目标，不断地利用其巨大的经济优势，或对政府权力进行直接渗透，或收买其利益代言人，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坐享政策偏差带来的巨大益处。清末市场化和股份制浪潮兴起后，由于政治权力依旧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商人的寻租活动比以前更加普遍，使得盐业利益仍被少数集团所掠取，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本已不公的盐业政策愈加败坏。依靠寻租活动而先行致富的商人集团，天然地不能作为淮北社会的普遍代表，不能成为淮北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关键词：政治权力；商人集团；寻租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ZS039)；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LSB005)。作者简介：马俊亚，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IAS)驻院学者(南京210093)。在清朝各盐区中，以两淮产量最大，盐税居各区之冠。清后期，淮北①盐产地位远远超过了淮南地区，时人称：“淮北盐产丰富，馈食遍六省，税课甲宇内，为吾国最重要之盐区。”[1]701832年，在淮北改行票盐，“实类于就场征税”。[2]118民国成立以后，盐务改革，首推淮北。[3]2091924、1928、1929年，淮北盐产量均在1000万担以上。[4]721931年，淮盐税收达5150万元(工业盐不计在内)，[5]116分别占全国盐税总收入和全国财政收入(不包括债款，坐拨征收费及退税除外)的35.7％和9.3％。1932年，淮盐年产额约800万担，淮北4场共占93％(其中济南场占58％，板浦、中正、临兴3场占35％)，淮南各场仅占7％。[5]115-116这一比重，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4]41到20世纪40年代初，即使遭遇战争的破坏，淮北的盐产量每年平均仍为640万担。[6]141令人震惊的是，长期作为国家财源的淮北地区，却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现象呢?淮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富裕的集团，为什么不能成为淮北经济发展的领头人呢?在实行市场化和股份制后，为什么淮北盐业利益的分配会变得更加不公平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阐述，以冀获得指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盐业向来是最大的暴利行业。清中期，官方认为盐业利润为300％。[7]7897道光年间，据两江总督兼盐政陶澍奏称，两淮场盐每斤一般卖制钱1—4文。[8]165其零售价格，在淮盐销售的第一口岸汉口，每斤需钱四五十文，若分运到其他地区销售，较近的地区为六七十文，较远的地区需八九十文。[8]153皖、豫两省盐价，与汉口附近地区相若，“每斤需钱六七十文”。[9]卷五二，13这与王方中的研究非常一致，19世纪上半叶在河南汝宁、光州及所属县，“价每斤银三分三厘至四分一二厘不等”，折合制钱在60文左右。[10]311-312大体说来，陶澍的说法比较准确，淮盐的市场售价高于场价的数十倍。[8]153民国年间，灶民卖出的场盐为每斤2文，盐商卖到消费者手中一般为50多文。[11]86场价与岸价基本未变。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淮北”主要指清朝淮北食盐引地和纲盐引地，即江苏淮安、徐州两府、海州直隶州及安徽风阳、庐州、颍州三府，六安、泗州二直隶州，滁州、来安、桐城三县，河南汝宁府、光州直隶州。[7]7896有人指出，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是其高度官僚化，官僚居金字塔的顶部，小农则是其广阔的基础，商人居于中间的层级。[12]13，16这种社会典型地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3]217-218的历史实际。在财富分配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海因岑所论述及马克思、恩格斯赞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14]169主持盐政的清朝要员更明确地指出了淮盐事务中的基本事实：“逐利者，商也；主持商利者，官也。”[9]卷九九，1由于盐业中的巨大利益完全取决于行政权力，在专制政体下，为了获得、维持并不断地扩大这种垄断利益，必然引发社会上狂热的寻租活动。在清朝“盛世”时代，除了正规的盐税、各种附捐外，商人还要向最高统治者进行大量的报效。仅在1738—1804年，两淮盐商就向政府捐献(报效)白银36370963两，这还不包括他们为乾隆南游所花费的467万两白银以及向皇帝进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