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提要：三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复制翻版的工业化进程，最大的收益仍然是摆脱了百年“挨打”的境地，三次对外开放接受的仍是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两大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不断调整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引言∶中国其实只是“中”国我过去长期埋头农村基层的社会改良试验，一向只“埋头拉车”，不介入两个极端倾向的理论讨论。近两年认识到农村“草根”社会的变化是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符合规律的现象，于是才试著把多年来的感性经验提出来讨论，也因此有机会浮上来“抬头看路”，开始从“三农问题”的研究出发，思考与对农民和农村有制约作用的“大问题”，在思考中逐渐尝试著把近代史上的大事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影响与当前的问题结合起来分析，试图提出一个分析发展问题的思路。1、问题的提出∶关于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20年的事，而且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引进外资。其成绩宏大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毋庸赘述。但竖看50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家“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3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哪次都有成绩也有代价。中国是“中”国。近代自清末人口超过4亿以来，既定的资源秉赋已经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本来就对制度安排是一种硬约束，使中国客观上既走不了苏联、也走不了西方模式的工业化道路，无论硬一点的照搬，或者软一点的跟随，尽管会有成绩，也必然会造成损失。关键是我们自己怎样认识成绩和代价，也就是怎样从发展的角度估计“收益和成本”。以往的文献大量表述了成绩或者“收益”，而本文则试图做一点点代价分析，并且试图以此说明，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基本国情矛盾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对照搬制度的约束，我们可能已经完全没有再照搬下去的条件，可能“不得不”摸索著走自己的路，现在应该是全面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候了。2、要深化改革和稳定发展，就必须重新强调解放思想人们有高度共识的是∶2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群众自发（至少起初是自发的）的2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后来，这种“大问题”的讨论，除了邓小平南巡谈话期间约略有所涉及之外，在一个时期以来以高速经济增长为衡量成败主要标准的舆论之中，似乎没有人再提起过。而到世纪之交，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出现一系列增长的代价问题，增长停滞又造成“改革”难以推进之后，尽管理论界有层次感的部分人仍然不为所动，但大多数人终于又是自发地要反思、要讨论了。有鉴于此，近年来学界出现的讨论、分歧，和初露端倪的分化，才确实是本世纪初中国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能够推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将对我们21世纪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结构调整有重大作用。要重新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必须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必须重新强调解放思想。这几乎成了改革与否的“试金石”。很多地方和部门近来的情况表明，那些口头讲改革，实际上维护既得利益、甚至往相反的方向拉的人肯定不会动员人们解放思想。尤其在刚刚过去的90年代，“体制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趋势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比较复杂，难以深入讨论，只能在发展理论上做一点澄清。一、50年代对苏开放的成绩与问题1、新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50年代对苏联开放1950年夏季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此后则周边战争不断。在地缘政治关系根本改变的国际环境压力下，新中国客观上失去了在苏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谋取战略平衡的历史机会，放弃了既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改变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于战争期间的1950-52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苏联的主要服务于国防的能源、动力、机械等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并且在典型的“复制翻版”国家工业化，及其相应的管理体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必然形成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具体体现。我们过去的理论误区不大、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