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内涵浅论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内涵摘要：在界定中国传统音乐范畴的基础上，文章对传统音乐的分期、构成进行了分析。通过和西方音乐的对比，阐述了中国传统音乐独特的文化内涵：时间型文化是传统音乐单线型旋律构成的基础；天人合一是传统音乐艺术的最高旨趣。关键词：传统音乐；分期；构成；文化内涵：J605文献标识码：A：1673-2596（20XX）04-0206-02王耀华等指出：“中国传统音乐指的是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其中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世代相传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当代中国人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作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作品。”[1]传统音乐是和新音乐相对的一个概念，它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音乐形态特征，而不在于创作时间的先后。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行于中国的学堂乐歌，因其音乐形态特征大多是从西方音乐中借鉴而来，因而这些学堂乐歌作品不是中国传统音乐；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虽然是民族音乐作品，但因其表演形式不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所以也不属于中国传统音乐。反之，像北京琴书、陇剧等剧种和曲种、民间音乐家阿炳创作并演奏的二胡曲《二泉映月》等，虽然比学堂乐歌产生晚得多，但由于是采用中华民族固有的音乐形式创造的，具有中华民族固有的音乐形态特征，故也属于传统音乐的范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中华儿女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传统音乐文化。对于传统音乐的分期，学术界一般认为大致可分为3大历史时期。对此，黄翔鹏先生在《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一文中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对中国传统音乐作型态学的宏观考察，除了从原始人群至新石器时代末期这一段仍待切实研究外，我认为：历史上经历过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2]P8黄先生并进一步指出了，“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在于社会生活因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而发生的剧烈变革。”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近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无疑为我们在研究传统音乐方面增添了一双慧眼，使我们在传统音乐的研究方面如虎添翼，得以一步步深入下去。毋庸置疑，中国传统音乐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每阶段皆具有鲜明的时代---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特征。传统音乐单就体裁形式方面，就有远古时代“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葛天氏之乐”，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楚辞”，汉代的“乐府”、“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商乐”，隋唐九部乐、十部乐、歌舞大曲，宋代唱赚、诸宫调、杂剧，元代的散曲，明清时期的戏曲、曲艺和时调小曲等，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中国传统音乐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不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为世界音乐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音乐文化遗产。单说国宝级的中国传统音乐，就有如云南丽江纳西族“白沙细乐”与洞经音乐，新疆叶尔羌汗时期的“木卡姆”，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古琴音乐，由魏良辅的弟子嫡传的无锡天韵社昆曲，“同光十三绝”至“四大名旦”时期昆剧与京剧艺术等，不胜枚举。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问题，学术界在一代又一代研究人员不懈的努力下，渐趋科学、准确。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地展开，崭新时代带来思想的解放，这在发展空间上为专业化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打开了学术思想窗幔，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音乐学理论学科构建起完整理论学科体系创造了前提。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聚焦，不只在音乐本体，还聚焦于音乐本体与文化环境共生之关系上。它的鲜明的文化人类学色彩在观念上对诸多民族音乐理论研究者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音乐类型与所处文化环境的关心，关注音乐人文内涵、音乐与文化环境共生性，关注音乐与音乐人共生关系。在此共识基础上，逐渐以新概念“传统音乐”取代原先“民族音乐“的称谓[3]。以这一学术共识为依托，王耀华、杜亚雄在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一书中“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