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和陈独秀的“国民”话语及其思想史意义吴永.（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国民”话语溯源于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诉求。作为近代知识精英的杰出代表，梁启超和陈独秀把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参照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建构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国民”话语。“国民”话语内在地涵盖了对个体人之公民身份的认可，既刻画和标识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政治维度，也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化育和生成。关键词：梁启超；陈独秀；国民；知识精英“国民”话语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恒久主题。其产生和“民族国家”的构想有很大的关联。而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则是“国民”话语得以建立的重要思想前提。在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语境中，欧美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视为充满竞争的进化世界中优胜富强的典范，公民精神也成为他们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思想资源。然而，这种移植西方人本主义精神的启蒙方案以及西方“公民”与中国“国民性”二元对立的启蒙语式，难免带有浓厚的文化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理论意味。“公民”这一在西方表征现代国家之人民权利的国民身份，在中国则成为一种必须脱离愚昧的“国民性”而文明开化的新人理想。而担当这一由“国民性”而“公民”之转化的启蒙使命的，则是一小群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颇具反讽的悖论是：在中国，自由平等的“国民”的诞生，将经历一个精英改造民众之“国民性”的启蒙过程。一、“新民而新国”：梁启超对“国民”话语的初步建构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精英中，以梁启超对“民”的阐述和认识最为深刻，也最具有话语建构意义。他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所建构的“新民”意象（Newpersonimage）从总体上颠覆了历史上关于中国“人”的认识。梁启超的“国民”话语源于对未来民族国家的构想。在梁启超看来，只有有了“新国民”，然后才能有所谓“新国家”，因而“新民而新国”成为其“国民”话语的主要思路和言路。为此，梁启超通过对中西民族的观察与对比，借助“民族主义”话语，以“国家主义”为中心，赋予他想像中的“国人”以“自治”、“权利”、“义务”、“公德”、“进取”、“尚武”、“利群”等诸多西方民主主义的新元素，并试图由此而化育出未来的“新民”、即“国民”作为他改.作者简介：吴永，陕西师范大学政经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陕西省委党校党史部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62）1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体。①可以说，这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首次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底层民众的身上，标志着中国从自上而下的改良向自下而上的改良路径的转变。在梁启超的民族思想意识中，“国民”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因为在他看来，国民是构成国家大厦的基石和民族主义的根柢，“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即“独立之精神”，而这一特质恰是“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②。同时，国民的强弱贫富决定了国家的强弱贫富。而要造就一新国家，非得有“国民”不可——“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③只要有了“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④而现实中国恰恰是“有部民而无国民”⑤，而且“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⑥。这是梁氏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遇到的一个共同难题。梁氏尽管在其论著中多次阐发了“铁血破坏”对于建设新国家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还是选择了以“脑舌之行破坏”的温和路线，试图通过“民德”、“民智”、“民力”之启蒙，冀以唤醒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然后由新民而新国。⑦梁的新民说立基于进化论民族主义，其基本的理论逻辑是：在优胜劣汰的进化世界，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最终将取决于国民素质的优胜。因而在梁氏新民说的理论框架中，民族主义与国民精神互释互补，不可分割。梁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⑧显然，这一“民族主义”概念，已涵融了梁氏“新民”精神中的合群、独立、自治、国家思想、公德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