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叫魂余音袅袅——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近来拜读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①的一部力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②。煌煌大作，读来虽有谬感二三，但学知浅薄不敢妄作评论，在此仅以社会学视角对本书评论一二。通过对叫魂恐慌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间信仰、大众心态的分析，作者首先带领我们走进18世纪乾隆盛世下的江南各镇，领略那里的世态人情，随后，随着叫魂术成为一件件对簿公堂的案件，随着乾隆皇帝本人的亲自介入，本属民间迷信的社会事件蒙上政治罪的阴影，进而展开全国性的大围剿闹得鸡犬不宁，最后发现案件之始存在的可疑，在高层官僚政治精英的圆场下尴尬收场。在这一过程中，孔飞力刻画下的“康乾盛世”的广阔社会图卷和政治官僚君主制体系运作过程，给予我们从社会学角度上解读那个时代和这本书的视角切入点。“招魂”或“叫魂”，两者都意味着“对魂的召唤”。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一个是要将魂唤回到体内，另一个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叫魂”是贯穿《叫魂》一书的主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国大面积的妖术恐慌，是指邪恶术士的“偷魂”，作者征引的具体叫魂案件，都是跟“剪辫”以及类似的肮脏行为如偷窃等有着直接关系的。作案人偷剪他人的辫子或辫梢以至衣襟，“以为厌胜之用”③。即“剪辫”为了“叫魂”，窃偷他人之魂。表现为写有姓名符咒的“叫”来的“魂”，不管是以为“稽垫桥桩”厌胜之用，还是把仇人头发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厌胜之用，一概都是妖术。所以，当时以“剪辫”行为为主的“叫魂”，都是妖术。《叫魂》一书征引的叫魂案例，主要如下：1月22日在浙江，石匠吴东明开始在德清修水门，打木桩人河。3月25日在浙江，采药人穆方周诱使郭石匠将一纸包植入桥桩。3月26日在浙江，吴石匠返乡遇沈农夫托他将仇人姓名打桩入河。6月7日、13日、16日在山东，读书人韩沛显供认曾接连剪人发辫。7月24日在山东，乞丐蔡庭章供认参与剪辫。8月21日、27日在山东，旗丁周某的侍女两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10月初在湖南，觉性和尚供称茂远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魔法。…………这些事情起于江南，在基层官僚的自主判断下按照历来的为官经验解决了，虽并没有在社会层面上缓解庶民的恐慌情绪。但这一切还在官僚的控制之中。随着恐慌事态的扩散，到了夏天远在承德消暑的弘历接到山东关于叫魂案的机密情报，弘历正式注意到该事件的存在，并以其对汉化及江南腐化的多疑和对现存官僚制度的不满，以上谕的形式过问干预此事。随后山东巡抚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事态开始朝向国家层面超出官僚控制的趋势演变。当民众恐慌应对叫魂案并有剪去辫子或剃光头发的行为出现，普通叫魂案便与具有敏感政治意味的剪辫行为在臆断中对接，弘历在歇斯底里多疑猜忌的催化下意欲整饬官场尤其是江南地方以显权威。在此过程中，官僚君主制下君主的专制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利角逐平衡的互动让我们一窥清中晚期官僚机制和通讯系统如何发生双向作用。“叫魂案”的结束是刘统勋、傅恒等最高层官员艰难曲折地向弘历表明了叫魂妖术的子虚乌有，于是皇帝终于下令停止追剿叫魂妖。换句话说，虽然地方官员的种种努力最终未让弘历改变初衷，但“叫魂案”的最终翻案仍然来自于官僚体系本身的抵制力量。孔飞力对此予以了制度性的肯定，认为“叫魂案”的最终结局至少表明在现代政治运动尚未出现之前，旧官僚体系内部的确有一部分精英，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具有某种制约君主专制权力的自信与勇气；而这种自信的获得有赖于当事人超越特定政权“臣仆”身份的体认，而将自己视为“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在《叫魂》前言中，孔飞力先生表示最初想要借助“剪辫案”作为清代通讯体系的个案研究。但随后发现其所揭示的历史问题不止于此，还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显然，从本书史料的多元性和研究视角的的跨度，作者无疑对这些问题作了充分有效的讨论达到了他的意图。在对这些问题展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