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2013凤凰读书盛典暨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主办：凤凰网·读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时间：2014年1月5日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第二场：“国家”中的“国民性”——以胡适和鲁迅为中心贺卫方：王人博老师说读胡适感觉稀松平常，读鲁迅感觉浑身热血沸腾，这样一种文字的差异性，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或者说，思想的深刻与否到底是来自让我们热血沸腾，还是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这点让我一下子又疑惑起来了。比如读西方哲学史，读孟德斯鸠就是比较稀松平常，但是尼采让我们每每非常激愤。如果说鲁迅的思想中有一个来源是西方的话，我们看到王人博老师列举的基本上都是反西方的某种思想家，而且这个来源本身带有一种非常大的解构性，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人类有很多伟大的学说与学说家，像亚当·斯密，我觉得都是比较平常的，但像马克思就很激动人心，《资本论》特别具有煽动性，读起来恨不得马上走上街去改造社会。但是，一个好的思想家要特别警惕自己的修辞学，如果你的修辞学太振奋人心了，但是你的方向错了，这就恐怖了，会给人类导致巨大的灾难。我自己觉得，有些惊人之语可以惊四座，但不可以行一步。我过去说过，亚当·斯密很平常，但是他是人类要吃的饭；马克思非常深刻，但是他是药，得了病要吃点药，但是你不能把药当饭吃。下面我们欢迎熊培云老师。熊培云（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大家下午好。刚才前面几位老师谈鲁迅谈得比较多，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有一些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是什么呢？就是和国民性这个词有关系。我是打心底不认同“国民性”这个词，甚至听到几位老师说怎么做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也觉得不舒服，而我只是想做一个人。如果有所谓的国民性，我更愿意用观念来概括。观念、欲望怎么来表达和行动脱离不了两个东西，就是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你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可能会选择做什么事情，但是换了文化环境、换了制度环境以后，一切又变了，就好像你到美国去就会遵守他们的规则，美国人到中国来就开始送礼。这些跟国民性没有关系，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比如有很多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其实我也不这么认为，比如要是跑到农村去，你看农村打大阵仗，同宗同姓的也一样会跑很远的路去打，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凝聚起来？另外，还有贺老师刚才提到的，其实是在提醒我们鲁迅的精神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坏的东西？比如为什么容易和革命合流，为什么容易和改造国民合流？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国民需要改造，到底谁有权力来改造？胡适当年提出的所谓改造更多是从自己出发的，就是你要把自己铸造成器，而不是国家把你铸造成器。我觉得人就是一堆观念和欲望，肉身除外。肉身之外你要成为一个人，就要有一堆观念和欲望，是欲望驱使你去做什么，是观念让你觉得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对中国20世纪或者历朝历代的影响更多的是权力的观念。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会血流成河，这和权力观念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如果对比美国的革命和无产者革命，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美国的革命是有产者革命。为什么？这和国民性有关系吗？我认为也没有关系，和奴性也没有关系。美国的有产者的革命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财产，认为英国的国会制定的政策对他们有害，不公平，直到后来托马斯·潘恩出版《常识》，他们起来反抗，不仅要反抗，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观念在发生变化。而无产者革命，更多的不是保卫自己的财产。实际上这还是观念的问题。我想说，所谓的国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变动的观念。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的“国民性”在不同的时期也不一样。比如，在若干年前，没有排号机的时候，人们在银行里排队的时候可能不太守规矩，但是现在有排号机了，就变得很简单了。费孝通讲过一句话，意思是说实际上很多时候只是观念认识的问题，比如一个城里人跑到农村去，看到一片高粱，说这个水稻真好啊，农民不会笑他，不会说他有劣根性、愚昧；但是如果一个农民跑到城里来，不知道红绿灯，司机看见可能就会说他愚昧，朝他身上吐痰。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或者说观念问题，而不是说他就是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