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共生治理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困境的破解之道【摘要】新时代民族地區社会治理实践以新问题和新理念互伴而展开。鉴于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反思，共生治理以“人与社会共生”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塑成共生理念、调适共生关系、构建共生模式、重置共生秩序为主要策略回应，能够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公共精神缺失、治理目标与实践的脱嵌、治理资源碎片化、社会潜在风险与复杂社会问题交织等主要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崭新路径，以此来推动和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Key】共生治理;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者】周济南，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湖南湘潭，411100。D63A1004-454X（2021）05-0040-0009一、问题立论与提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既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更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下，民族地区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有两点：其一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社会治理之间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即由于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差异，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与发达地区有本质区别，但又与国家社会治理存在着内在关联。其二是民族地区对外互通、互融程度不断加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也在加强，由此而引致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内容、模式等方面的变化。当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并存，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这既是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考量，也是研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因此，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应转视于对社会共生系统的逻辑分析。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30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这不仅表征了党和政府对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系统中共生关系存在的肯定。尤其是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从中央到地方再到社区和乡村，依靠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全民疫情防控网络，最终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向世界人民讲述了“中国故事”，诠释了“中国抗疫精神”，从实践层面和效果层面证实了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践行“人与社会共生理念”和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目前国内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聚焦于治理理论视角，即如何集体行动的实践机制或者路径分析;二是治理工具视角，如何利用最新治理技术的模式探讨。既有的研究文献不乏真知灼见，却忽略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探讨，鉴于对传统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反思，共生治理以“人与社会共生”为逻辑起点，引拓出人与社会共生共在的理念，并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达共识、形网络、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行动、同担责以达成良好合作的系统过程。具体运行应以超理性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信任为共生基础，以相互合作建立共治网络，以法治、德治和自治相融合规范共生秩序。鉴于此，以共生治理为视角探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未来路径，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二、理论依据：共生治理的缘起及实践“共生”（Symbiosis）一词始源于古希腊语言序列，而对于共生现象的学术研究肇始于生物学领域，1879年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首次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不同生物种属基于某种利害关系密切地生活在一起，斯格特认同德贝里的定义并指出“共生是两个及以上的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3]58。此后，“共生”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借鉴并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新视角。二十世纪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