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用”与“二为”方针新探【正文】：A84文献标识码：A：1000—235903—0023—04在述评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时，理论界一般只是将“两用”方针与其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简单地分开解释、论证，以至没有阐明“两用”方针与“二为”方向事实上的内在联系。这就使人觉得不够严谨，不够充分。本文试图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以求有助于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的深化。一“两用”方针与“二为”方向，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形成的。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毛泽东由于深受其师杨昌济“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和“经世致用”治学方法的熏陶，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就比较注意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洋文化，来发展中国的新文化。1915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说，“观往迹制今宜”；“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1]。表明毛泽东实际上萌生了“两用”思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使毛泽东运用“两用”思维所思考问题的内容发生变化。1920年7月毛泽东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2]，表达了对俄罗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向往之情。这时，他在长沙倡导发起的文化书社所售书籍，尽是“有价值之新出版物”[3]，其中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读物。这个文化书社一直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右派查封为止，其目的就在于“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4]。并且他关心的不只是几个人的文化学习，而是为“全体湖南人”[5]。这时毛泽东热心并专注于湖南自治运动，首先考虑的是“全体湖南人”的思想改造问题。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痛定思痛，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明确地表示他以前所赞成的“世界主义”，“就是所谓社会主义”[6]。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他又表达了对中国“90％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7]的关切，以及他看到农村文化运动迅速兴起的由衷喜悦。这表明，在文化为谁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关心的对象，从“全体湖南人”开始转变为占全国人口90％的中国人民。这一质的转变是在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实现的，并且具有坚定厚实的实践基础。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文化运动形而上学倾向以及第一次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影响，以至对“观往迹”、“取于外”在内容上表现了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在“救亡图存”大主题的推动下，“两用”思维显示了其开放性的优势，不仅在范围上拓展了，而且在方向上开始有了一个雏形，主要就是其“人民性”和“社会主义性”。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化的建设背景和环境与此前有很大不同，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紧张、严酷的战争环境。一方面，毛泽东关于革命文化建设方向的论述逐渐明朗化。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要“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种苏维埃文化建设必须“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8]。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实际上提出了“二为”方向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运用“两用”思维时，根据革命实践的要求，在实质上明显地不同于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对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运用以及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的军事学说的继承，可谓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这个时期的明显不足，就是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对“两用”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更为理性的探讨，从而形成一种理论观点。尽管如此，毛泽东运用“两用”思维的经验，为此后他对”两用”本身正确地进行理论阐发提供了一个必要的主观条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有了比较稳定的后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世界反法斯统一战线的形成，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毛泽东得以继续深入探讨“两用”本身问题的条件和环境。这时毛泽东能够在花功夫“专心读书”时，“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9]；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到陕北同毛泽东进行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谈话；一大批文化人从上海等国统区、大后方来到延安从事文化工作，其中不少人与毛泽东相交颇厚。毛泽东关于“两用”和“二为”问题的理论观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形成的。他说，对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