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自由的融通[摘要]康德通过划分现象与物自体的界限，把必然和自由划归现象与本体两个不同的世界，确立了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力图由此解决道德自由的根据问题；康德通过把人理解为一种双重性格的存在物，把人的人格作为融通自由与德性的中介，力图由此解决德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关于自由与德性及其关系的思想，校正了其他伦理学流派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新的问题。[关键词]自由；德性；实践理性；人格[]寇东亮，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河南郑州450001[]B516.31[文献标识码]A[]1004-4434(2008)06-0013-04康德时代的伦理学家们面临的道德问题是，人的意志自由的失落，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人格危机。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古典功利主义把功利视为德性和自由的根基，使自由演变为一种感性主义的“动物式任性”(康德)，使人成为一个“体验快乐的机器”(诺齐克)；另一方面，启蒙运动以来的许多思想家，尤其是法国经验主义伦理学家，把理性从根本上理解为一种“科学理性”，从机械世界观推出“人是机器”的结论，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而如果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被决定的，道德问题也就被取消了。意志自由是如何可能的?道德是如何可能的?这是康德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从人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表现为，人除了(功利主义和科学理性所注重的)自然属性和工具理性之外，还有没有能够真正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德性人格”问题?一康德承继了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伦理思想，尤其是卢梭的道德自由思想，对康德具有直接的启迪意义。卢梭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中”。人在自然状态中，是自然人，是最自由的，是最具道德和富有同情心的。但进入社会状态后，人被迫成为社会的人，人失去了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和本性，不平等的社会摧残了人性中的自然的同情心，使人变恶。人在社会状态中失去自由，成为社会的附属品，这是不道德产生的真正根源。“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通过社会契约论，卢梭把道德归结为个体相互妥协所形成的一种“公意”，强调个体必须用这种“公意”来取代自己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意义上的自由和生命，使自己获得道德意义上的自由和生命。“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为了解决人的自由与人的人格尊严问题，康德首先通过划分现象与物自体的界限，把必然和自由划归现象与本体两个不同的世界，解决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二律背反，确立了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力图在此基础上解决道德自由的根据问题。其次，他又通过把人理解为一种双重性格的存在物，把人的人格作为融通德性与自由的中介，力图在此基础上解决人格尊严与德性的本体问题。通过划分现象与物自体，康德在理论理性层面上解决了必然与自由之间的二律背反。对这一悖论的解决，限制了科学知识的范围，摈弃了独断论的传统形而上学，为理性的实践运用留下了地盘，理性的实践运用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同时，对科学知识的限制也意味着，自然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的唯一形式，自由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思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哥白尼革命”本质上是伦理学的革命。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为科学作论证而是为道德自由作论证，它以不可知论而限制知识为道德自由留地盘，为伦理学提供了根本前提；它把理性从科学理性扩展到道德理性，用“德性就是力量”取代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在科学理性之上确定道德理性为最高价值和人类理性的方向与主宰，建立了―种新的形而上学的“道德世界观”。康德确立先验自由其实就是把自由从经验的束缚中拯救出来，把它还给人的纯粹理性，使人获得先验的自由，使自由成为不以任何经验条件为转移的主体的道德意志，成为先验的实践理性的能力，也使道德成为一种内在命令。在康德的伦理学体系中，人的自由意志就是理性的实践能力，就是实践的理性。康德指出：“倘若人们还想拯救自由的话，那么只余下一种方法：将只有在时间中才能决定的事物，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