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尹曙生5992桃园“四清”工作队张榜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引起群众反感，使“四清”工作受到影响。通报要求西北地区各省、自治区“四清”工团、队，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四清”运动各项方针政策，保证“四清”运动健康发展（通报大意）。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违法乱纪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在批斗会上，刑讯逼供，将人活活打死、逼死，时有发生。但是，把人打死、逼死（自杀）后，还要对尸体进行面对面的批斗，笔者还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当时在青海省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多吧分团政法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秘书答国栋（上世纪80年代后曾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电话通知，告诉我说中共中央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原公安部干部，后调任此职。西北局撤销后，调回公安部工作）要到西宁来，详细了解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组织群众批斗已经自杀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事，要我迅速去调查，写一个详细书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我在电话上对他说，“四清”工作总团（当时湟中县“四清”运动全面铺开，设“四清”工作总团，领导全县“四清”。总团团长是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下设几个分团，分别领导几个公社“四清”，分团团长分别由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长担任。公社设“四清”工作队，队长也都是由厅、局级以上干部担任，大队设“四清”工作组，组长一般都由科、处长担任，工作队员共3000多人）已经上报西北局，西北局发了通报批评，我们已经学习了通报精神，正在贯彻执行，还要了解什么情况呢？答国栋回答说，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对“四清”运动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气愤，说上次总团的报告不详细，派张之轩同志来进一步了解。由于时间很短，你先去把情况搞清楚，等他来了之后，由你汇报，如果他要亲自下去调查，你再陪他去，这样可以给他节约一些时间。我无话可说。向分团长（民政厅长）、副团长（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即制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那个人）汇报省委政法委的电话通知精神。两位团长对我说，你去吧，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没有派人去详细了解，总团派法医检验尸体，但是也没有把全部情况搞清楚，就仓促上报。这次你一定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以便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原组长仲××因组织群众批斗尸体，在中共西北局通报发出之前，已经被“四清”工作总团除名。我通过和“四清”工作组成员座谈了解，然后分别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四不清”干部座谈会，和工作队员、群众个别谈话，还找了被批斗过的大队长、会计、两个生产队长个别谈话，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只用了三天两晚，就将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写了报告，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张之轩到西宁后，看了报告，认为很详细，不需要再下去调查。我顺利完成了任务。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四清”工作组共有7个人，组长仲××，是湟原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学生），都不是青海人；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书、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驻军部队的沈排长。在下乡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队员一样，工作组7个人在西宁集中半个月时间，学习“四清”运动文件，重点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了王昭的动员报告。通过学习，大家总的认识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不少社、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不能轻易信任基层干部。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