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因缘”因素:以张爱玲为例【内容提要】因缘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张爱玲等人的因缘写作,一是源于因缘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二是源于明清小说对世俗化因缘的描绘。文化心理的变动制约着现代作家的因缘写作。因缘在现代作家笔下具有多种含义,其叙事格局也有摆脱佛教影响的倾向。就因缘叙述所具备的现代特性而言,启蒙作家是完成的现代性,张爱玲等人是未完成的现代性,是一种融合有传统的现代性。【关键词】现代文学;因缘;文化心理;佛学;现代性因缘是一种宿命论,是明清小说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但是,在现代,它并没有因为受到新文学的逼压而消失。原因在于:一方面,通俗作家延续着古典小说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文学里的因缘叙述有其自身的价值。它超越了明清小说,体现出时代意义,换言之,因缘老树发新枝。下文将从作家、作家的因缘心理、因缘书写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文学中的因缘因素展开论述。一、因缘:现代作家不曾遗弃的老话题张爱玲散文《爱》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韵味却悠长。如果拿掉最后一段,这篇短文仍然完整,而且主题似乎更为多义。首先,这是一个人生悲剧,主角的人生起点看起来不错,后来的她却一直走厄运。她人生不幸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少年时期,她有过一个十分不起眼的爱情故事。事实上,要把它称之为爱情故事十分勉强,但对她来说,它已经是全部。她把这一点光当作全部人生的亮点,这衬托出她人生的暗淡。其次,就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女性悲剧,她是传统社会里中国女性不幸的一个缩影。张爱玲对该故事的解读不是女性主义的,她走的是中国人熟悉的一条老路:缘。在芸芸众生中,他为什么就是她要见的人?在无限的时间中,她凭什么碰巧见着他了?这一切皆有因缘。张爱玲对故事的阐释在强化主题的同时,其弊端是掩盖了故事的其他所指;不过,它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作家的注解暴露了她对爱情、人生的真实看法,它有助于读者直指作家的本意。循着因缘去看张爱玲,就能发现她的小说有不少痴男怨女,他们中间的故事有不少被张爱玲纳入因缘的范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一开始很难说有情缘、姻缘,尽管七妹宝络的相亲使得他们有了相识、相知的机会。离婚回到娘家的自流苏很难以在白公馆立足,她得抓住青春的尾巴把自己嫁掉,范柳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后者仅满足于玩,这又是白流苏所不希望的。他们在香港玩太极推手,结局却是他们结婚了。原因很简单: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在小说的结尾,张爱玲再一次落入自己的圈套: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将凡俗叙事与因缘结合在一起,常常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这一点,台湾学者林柏燕也认识到了,并基本上对张爱玲持否定态度。陈炳良《有关张爱玲论著知见目录》曾概述其观点:他指出张氏的男女世界只有丑恶,同时时代感显得薄弱。他认为首先她的题材意识往往不脱醒世姻缘的窠臼。他指的是林柏燕,这里所说的题材可能是主题,也有可能是指张氏小说的题材跟《醒世姻缘传》多有类似。无论是哪一种意思,显然,林氏意识到张爱玲在处理男女爱情、婚姻题材时常常有一种倾向,即把发生的事实归之于因缘。可怜女孩、白流苏的命运就不是人力能够争取到的,而是由难以言传的非人力所决定。不过,林氏的批评显然褊狭,因为他的落脚点是时代感、大题材。毫无疑问,他站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上来看张爱玲,这难免会忽视张爱玲的民间性、日常性,更何况她小说中的因缘含义已超越古代小说因缘书写的佛教范围,具有时代特性。---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现代文学中的因缘主题还可以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见到。这一派小说家多以叙述才子佳人的故事见长,在敷衍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作家多从因缘角度来思考,如吴双热的《孽怨镜》、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等。在通俗的消闲文学之外,笃信佛学的丰子恺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中多次阐发因缘。他的因缘不只局限在姻缘方面,如在《儿女》一文中说: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