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的一组关于县区财政的稿子地方财政之殇“新中国60年来，现在是财政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央财政部门官员如是兴叹。“改革开放30年，我县财政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吧。”基层财政干部如是感慨。正如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双城记》所述，“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个吊诡的舞台下面，很可能是难以维系的危险境地——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1994年的分税制，是建国以来新中国财政体制最大的变局，它使东方古国第一次有了建立“为民赋财”的公共财政的可能。这期间，国家财政收入从1993年的5114.8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61330亿元，增长了12倍。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在量上都有惊人的表现。但是，分税制的不彻底、公共事务的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已经无力承担由上级政府层层下压的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特别是在落后地区和农业地区，不少“无财行政”的基层政权一盘散沙，几近于瘫痪……即使如此，在“对上负责”、“GDP挂帅”考核体制的逼迫和驱动下，无论是省市还是县乡，时刻不忘在经济发展中“放手一搏”；常见到地方官，为了获得更好看的升迁“政绩”，不得不抢夺更多的纳税财源，不顾捉襟见肘的财政基础，不顾生态脆弱的地理环境不顾宝贵有限的土地资源，举债建设、卖地招商、引污办厂、“土匪”施政、“刮地”敛财……历史证明，这些“轰轰烈烈”的“带病发展”，大部分都以巨额的地方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告终；“焚林而猎”的“短期行政”，无一不是酿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因素。所有这些，最后都会转嫁到中央财政和中央政府的身上。因此，如果我们的财政改革目标，仍然是法治社会下公共财政性质的财政体系，那么中央政府就不能让地方财政继续“红灯运行”。□（文/健君）走在“钢丝”上的地方财政中央财政的富饶和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的贫瘠，正在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绷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财政收入压力太大，只能保刚性（支出）这块，干活的钱没有。”11月初的东北已经天寒地冻，某农业大县一普通乡镇的政府办公室里，暖气只是个摆设，靠着南边窗户赏赐的阳光，才有些许温暖，雷镇长为自己囊中羞涩拿不出取暖费而感到抱歉。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上边总说这个投钱，那个投钱，但政策性投入到我们这层，实际看到的非常少，就是投下来，大部分也配套不起。饭店菜再好，咱没钱进不去，吃不起啊。”他举例说，去年申请了一个340万元的公共设施项目，投入160万，需要配套180万。而该镇去年全部财政收入也只有250万元。最近让他着急“上火”的是“村村通”，“这个项目32万元，上面给了24万，县里拨了2万，自筹要6万，没地儿找去啊。”甚至“乡镇干部涨工资也得配套，配套不起就开不起”。他介绍说，镇内人员加离退休一共38人，每月该镇工资支出9.7万元，除了县里拨3.7万元，还差6万元需要自筹。即便如此，该镇干部实际工资与正常仍然相差1000多元。至于村干部的工资，“我们13个村有10个村工资拿不到，有的甚至三年都没领到工资了。”他承认，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对落后地区和农业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对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帮助非常大，但也只能保持基层政权最基本的运转，“分税制改革后，尤其是农业税费减免后，农村建设、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至于基层党组织活动、文化建设等基本上什么也没有了，各村村民的现状是一盘散沙，除了领补贴款，基本和基层组织没什么关系了。”此时，处在年终考核的关键时期，江浙某省一工业大县的黄镇长同样烦恼。他拿着厚达158页的该县年度考核文件汇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尽管自己所在镇年财政收入是雷镇长所在镇的8倍多，但面对的财政压力绝不亚于后者，“2008年经济发展困难，我镇财政收入2075.3万元，同比增长-10.7%；但上解1332.2万元，同比增长45%。”也就是说，不论经济形势好坏，上解收入旱涝保收，还要有较高增长。“与此同时，每年上级政府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