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跨过的那些坎儿法治进程那些坎之一：“刀水”相争1999年3月15日，“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第一次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个词语的写入如今看似平常，其实却经历了一场长达20年的争论。它关乎一场“刀制”与“水治”之争——用刀旁“制”表述法制；还是用水旁“治”表述法治。提起当年的争论，参与过这场辩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步云研究员曾说：“从法制到法治，是20年改一字。个中艰辛，法学界深尝其味。”从“法制”到“法治”，虽仅一字之差，但对中国司法环境而言，却是漫长而又艰难的一步。在学者们看来，“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并非一个字那么简单，它意味着“法”本身的内涵发生变化：刀“制”强调法律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内涵狭窄；而水“治”不仅是讲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还包括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软法”。“法制”——曾是文革后中国新领人们首先举起的武器。1978年，经历了文革摧残的中国开始重新建立司法制度。这一年里迅速颁布的刑法、刑诉法等一批“刀子”法，让这个几乎瘫痪的国家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也正是1978年，“法治”的种子开始埋下。这一年，两篇《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开始了法学界的思想解放——一篇是李步云撰写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另一篇则是乔伟撰写的《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李步云曾回忆：“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人心思法、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情绪是很强烈的。大家开始突破理论禁区，以前不允许谈的问题现在可以讨论了。我想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法学的春天到来了……”一年后的9月，李步云又和法学家王德祥、陈春龙撰写《论以法治国》。这篇文章，被后来的法学界普遍认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学者们在标题里就使用了“水之治”：希望法律能在处理社会冲突与利益纠纷时能“一碗水端平”；也希望法律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覆盖。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后来曾如此总结“水治”的不同：“‘水’字旁法治，其功能不仅仅是用来镇压、打击罪犯，而且其更重要的功能是用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经济与社会秩序，约束政府行为与建构现代制度文明。法治的状态意味着一切党派、社团组织与个人都统领在法律这个框架之下，受法律的约束。治理国家的基本的方式、手段与途径主要是靠法律，而不是靠个人意志。”但在1980年代，刚刚解开思想禁锢的中国并不能理解这样的观念。那些如今的常识，在当年确是超前的思想。有人甚至给李步云写信，担心他被打成右派。而在中国法学界内部，同样没有形成对于“依法治国”认识的统一。李步云和很多学者为了一个“治”字坚持了20年。在1980年代关于“人治”还是“法治”的大讨论中，有些学者认为“人治”和“法治”应结合起来；有些更保守的学者则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西方的叫法，有副作用，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甚至在后来的“清除精神污染”相关方面还要求法学家们主要批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权，一个是无罪推定——这在后来人们看来近乎荒唐。1980年初，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在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一个小礼堂里，举办了全国第一次人治与法治专题讨论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董必武的秘书陶希晋。他直截---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了当地说：我们要搞法治，不搞人治。也正是那一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参与起草的李步云，在这篇《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特意加上了一句话：审判“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这是在党媒第一次使用“以法治国”这一概念。经济最先吹起了整个国家改革的号角，随着“市场经济”的渐入人心，“刀制”的局限性也愈来愈明显。经历了严打等一系列运动过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法律不仅意味着警察与监狱，更应该是公平正义的化身。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学界对于“法治”的呼声愈发高涨。1996年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全国人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2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郑重将“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确立下来。当然，这份文件里写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时，依然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