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的本土化诉求以《工程》为中心一以《工程》为中心刘春[Reference]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因制度大都模仿欧美，其本土化问题也日益显露。为此，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其核心刊物《工程》上登载了不少关于高等工程教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关招生、师资、教材教法、课程编制等方面的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切中时弊，具有指导意义。[Keys]高等工程教育；本土化；招生与师资；教材教法；课程编制[作者简介]刘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6[中图分类号]C40-09[]A[]1004-4434(2011)01-0162-05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起步于洋务运动时期，到清末有了初步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工程教育在内进入急速发展时期。其原因有：大批取得高级学位的工科留学生回国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急速扩张提供了师资来源；1923年，中国工程学会总部由美国迁回上海与193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工程事业及工程学术的发展；始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生产教育思潮强调培养具有生产技能和意识的人才，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工程教育的关注；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后，出于政治、经济及国防上的需要，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力推行“注重实科”的政策，更是推动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到1936年工校发展到36所，在校人数有6987人，较之1920年的1266人，增长5倍之多，而“全国各种工程人才，总计当在五千以上”，可见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其问题也日益显露。为此，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其核心刊物《工程》上陆续刊载了不少探讨高等工程教育的文章，其中提到了高等工程教育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实现其本土化的问题。本文拟以《工程》为中心，从本土化的角度对当时高等工程教育本土化的背景以及在招生、师资、教材教法、课程编制等方面的问题作一述评。一、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本土化的背景20世纪20一30年代，中国教育界开展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认为过多抄袭和模仿的教育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性，主张要进行中国化改造，并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的教育。当时的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在学制、师资、课程编制、教材教法、教育设施等方面多抄袭欧美，“相沿成风，积重难返”。茅以昇就指出，我国工校课程多抄袭美国，“究其内容，是否为最良之制度，能否适合我国之现状”，皆未予以充分考虑。加之以往教师大都聘自国外，以致“教授设施，处处以模仿西法为原则，未能适合国情以求实效”。即便在大批工科留学生归国为高等工程教育补充了大量师资，“然历年遗规，依然存在”。张含英就此分析了由于工程教育理念未能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所造成的后果，他认为，当时大学工科的流弊，以其“所授科目多不适用，且学生乏力之练习，故其毕业后一则不能应用其技能，再则与社会环境不相合，难以插足”，遂出现“以生产之毕业生，反作消费之附庸品”的教育怪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办教育者“多抄袭欧美成方而对于学者之应用，常与环境不相合”，“是其所学，决不能即时应用”。由是工校学生知识浅浮，缺乏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已成当时的普遍现象，“教育之不得法，难辞其咎也”。可见高等工程教育的本土化势在必行。因此，夏坚白强调，“一国之教育制度，当依据其民族之背景，与当前之环境而定，断不能削足以适他人之履”。杨耀德也认为，“一国之工程教育，往往受实际环境之支配，而未可纯凭理论”。可见，他们都提出了工程教育应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并根据国情酌量采用国外教育经验的主张。否则，工程教育培养的人才既非社会所需，而社会所需要者，学校又不知如何创造，造成工程教育与社会需要的严重脱节。高等工程教育作为“一种有效教育”，最终达到“立己立人，独善兼善”的目的。茅以舁也指出，一名工程师成功的要素，应包括品行、决断、敏捷、知人、学识及技能等6项。但当时工校所注意的仅为学识与技能，其他4项学校既无测验之法，亦无培养之方。遂有工校出身的学生，大多只知“应对物质而缺乏应对人群之才能”。柴志明就此批评当时的工科大学教育只造就了专家而忘记了教学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