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家当:平凡生活中的家庭细节6月8日，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长城城门旁的杨国兴给远在北京的摄影师马宏杰发了一条短信，短信只一句话，“生活如此艰难”。马宏杰问他发生了什么，杨国兴回说，“没事呢，马哥，一切都会过去”。马宏杰知道，杨国兴是遇到困难的事情了。两人结缘于马宏杰对“中国人的家当”的拍摄。2003年，马宏杰所在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派他到湖南省凤凰县拍了一组黄丝桥古城人家的家当照片，反响不错，编辑部觉得“挺难得能让人家把所有的家当都搬出来的”。意识到“这个选题可以做得更深更久”，马宏杰就开始到处寻找适合的家庭拍摄“家当”。2009年，经宁夏一位朋友的介绍，马宏杰找到了杨国兴。杨国兴一家三代都住在下马关长城城墙的两个窑洞里。为了遵守父亲临终时留下的“保护下马关城墙最后一点样子”的嘱托，杨国兴成了长城上的守护者。这位城墙守护人的家当并不多，从60多平方米的黑漆漆的窑洞里搬出来的物器，除了两三件家电，剩下的都是些木制简易用具，能够看出杨国兴他们简单又清贫的生活。然而马宏杰并不觉得这就代表着他们的窘困和单薄，“生活既温柔又直接，替别人过多的担忧和痛苦都是不对的”。拍摄杨国兴家当时，天气很不错，在阳光下整齐放置着的家当似乎拥有了不同以往的鲜艳色彩，杨国兴一家人站在器物中间，四围黄色城墙映着暖光，他们都微笑着，“很有安全感”。2003年开始，之后10余年，从哈尔滨到三亚，再从绍兴到墨脱，马宏杰走访了中国40多个地区，拍摄了近50户像杨国兴这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普通人家庭，他们将所拥有的物品一件一件整齐排列到家门外面来，使家庭的细节一览无遗。这些家当，包含了主人一家的生活和命运，是解读当下普通人社会生活的图像样本。“城里人的家当，几乎没法拍”什么是“家当”？马宏杰自己对它的理解是“家里的东西”。马宏杰回忆，小时候，自家能拥有的东西很少。5岁左右，他跟父母进城，一家人住在父母厂里分配的20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里的大床、小床、方桌和4个凳子都是公家的，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父亲后来在寄卖店花了10元钱买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成了马宏杰家第一件家当。1977年，父亲又花100元做了一个两开门且带抽屉的大立柜，那是家里第一件大家具。马宏杰记得，大立柜拉回来的时候，还赢得了全家属院的羡慕。还有一件家当让马宏杰记忆深刻。1978年时，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很受孩子们欢迎，放了学的晚上，有电视机的邻居家就被前来看电视的孩子们挤满。有一次，马宏杰和弟弟被邻居轰了出来，被父亲知道了，父亲就去洛阳电视机厂买回来一台电子管组装的黑白电视，为了让电视有些颜色，父亲还在电视机屏上贴了张三色贴膜。一个月过后，《加里森敢死队》播完，那台电视机又被父亲退掉了。在“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够800元钱”的年月里，“家里的东西”实在是珍重，那是踏实劳作后所得到的收获，里面有着平常人家的情感寄托。这样的经历，似乎使得马宏杰更容易理解“有些偏远山区的老百姓，拿着若干年前装方便面的袋子当钱包”这样的事情。因此，在家当的拍摄中，马宏杰选择的大多是中国的基层百姓，“因为他们家里本身就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敢拿出来让人看”，他曾试图拍摄一些煤老板或者其他有钱人的家当，但他发现这并不容易，“他们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敢让别人看自己的家产”。“城里人的家当，几乎没法拍”，知道马宏杰在拍中国人的家当，作为出版人的朋友张立宪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城里人看来，照片里的这些‘家当’，放在城里几乎全是垃圾，全是要从家里被扔出去的东西”。张立宪说：“如果拍我自己的家当，会是什么样子？光盗版碟就会摆不下吧，还有我最在乎的那些我编的书，可是这些加起来连一个U盘都装不满，可能最值钱的还不是盗版碟和我的那些家具，而是那套房子，一平方米的价格就抵得过家当在一起的钱”。所以，张立宪觉得，如果拍城里人的家当，画面会有很大的同质性，很难表现。“我们要拍的是‘物化’的那一面，而这‘物化’，要到父老乡亲当中找。”张立宪说。马宏杰对此深有感触：80岁的土家族崖居老人向立明，会从一个自己在山里砍柴做成的实木柜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