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政治偶像与政治“粉丝”景观——以温家宝“亲民”形象的分析为个案、岳旦在当代社会，媒体的力量已今非昔比。按照西方学者李普曼的观点，媒体生产一种“拟态环境”，进而建构我们关于社会的想象。这种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的，而是符号的，这种拟真实符号的建构仅仅掌握在少数权势阶层手中。中国的媒体本来就被定位为“党的喉舌”，经多年历炼，共产党利用媒体控制公众的思维方式之手段更是自成体系。媒体的政治效用决定了历届党政领导人都把媒体当作稳固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对领导人形象的塑造是其中重要一环，这就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上的政治明星（政治偶像）景观。在所有的政治偶像景观中，温家宝的“亲民”形象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温家宝执政以来，一直注意在媒体上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利用媒体来建构公众关于总理的想象。这种“亲民”形象产生了很好的政治效用：温家宝拥有了一大批政治“粉丝”。政治“粉丝”并非新现象，但网络为这些政治“粉丝”提供了新的平台，因此，政治“粉丝”便展现为当代的一道网络世界景观。在汶川地震这场国难中，政治“粉丝”现象愈演愈烈。“亲民”形象的塑造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政治“粉丝”的偶像崇拜之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本文分析重点所在。一、中国历史上与当代的政治偶像塑造中国的历史传统对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有两条路径。其一是神化统治者，典型表现便是关于“真龙天子”的神话。“真龙天子”之类的政治神话建构稳定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它将封建统治者塑造为高高在上、神圣的、威严的形象，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设置一道屏障，隔开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普通民众对统治者产生一种敬畏、膜拜的心理。政治领袖这层神秘的面纱具有很好的政治功效：“专制时代的‘天颜’带有隐秘性。如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诫太子说，不要使臣民轻意观瞻，因为‘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戴高乐在他的《剑刃》一书中也强调：“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没有权威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可能产生尊敬。因此，无论是远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他们跃跃欲试。”[1]另一条塑造领袖形象的路径便是“亲民”形象的塑造，这是儒家政治伦理规范所奠定的政治理想。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爱民如子”，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亲民思想表现为“父爱主义”，这里的“民”当然是“子民”，而不可能是公民。由此来看，“亲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在这种政治文化里，民众往往渴望出现“爱民如子”的政治偶像。这两条路径在中共的领袖形象塑造中都得到体现。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它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本土化改造。共产党的领袖塑造无法强调“神授”，而是奠基于意识形态正确性和个人魅力。同时，中共塑造的政治偶像表现出一种“无产阶级”情怀，更贴近底层大众，因此也更具有号召力。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塑造可被视为当年中共领导人个人形象塑造的典型代表。在毛泽东个人形---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象的塑造过程中，“深入群众”、“艰苦朴素”等元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元素符合当时老百姓的心理，从而对底层人民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同时，有关“太阳”的神话原型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太阳象征着拯救的力量，象征着新的生命和新的轮回；太阳能使人们看清天地万物，但太阳自身是无法逼视的，我们无法看清太阳本身。通过这一神话原型，毛泽东在当时的国人中树立起“救世主”般的神的形象。当然，毛泽东的形象塑造不仅采用传统的封建统治者的方式，而且与世俗的“共产主义”的历史浪漫想象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历史浪漫想象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世外桃源”的意境表现出来。因此，在毛泽东的个人形象中，既可以看到威严的、神圣的、令人敬畏的形象，又能够看到亲近的、爱民的形象。正是这两种形象的糅合，在战争和建国后的年代，让领袖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二、“亲民”：世俗化趋势下领导人的新“个人魅力”“文革”后期，执政党需要反思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