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族识别政治史赵家鹏一个民族见著于史，一个时代转移行迹，因一个女孩而起始。这个后来被誉为土家族的“女普罗米修斯”的女孩名叫田心桃，62年前，她从湖南永顺迢迢赴京，以苗族代表身份受邀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时在1950年9月29日，身为普通教师的田心桃，走入北京饭店宴会厅，成为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座上宾，同席燕谈者有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国民党起义将领蔡廷锴。宴席前后，田心桃向周恩来、林伯渠等诉说来历，提出自己并非苗族，而是土家族儿女。田心桃的表白引起了当时中央政府的重视。在当时，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并不为人所识，甚至许多人对这个民族闻所未闻。于是，国庆观礼的半个月后的10月14日，中央民族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教授等，与各民族代表座谈，了解各民族情况。座谈会后，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杨成志对田心桃进行了专访，土家族开始走入官方的视野。浮出水面的土家族，背后牵连的则是一个更大的命题，即：中国总共有多少民族？与如今妇孺皆知的56个民族叙述不同，当时的中国人对民族几多并无概念，而自古以来的历史，亦从无确数。然而，这却是建政未久的共产党，亟望解决的重要命题。唯有在确定了民族数量的基础上，才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项政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所许诺的民族政策，关系到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新国家的稳定基础。由此，从1953年始，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大规模的考察团，分赴各地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延宕近40年的工作，连同其间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仅开创了其后数十年大陆民族政治格局，更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尝试。从“民族自决”到“区域自治”大陆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官方文件中最早出现，是1941年5月1日，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但在此之前的193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其中提到：“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此番表述，已现“民族自治”端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始自1938年的“民族自治”方针，却并非中国共产党此前一贯的方针。从1921年中共成立至1937年，十余年间，“民族自决”是其主要推行的民族政策。所谓“民族自决”，按照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意为“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自决”的表述，始自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该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明确要求：“……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一主张，带有浓重苏联色彩，早期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皆曾鼓吹。秉此主张，1924年，外蒙古独立事起，陈独秀在当年9月17日的《我们的回答》中，明述：“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中，更是作出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宪法）上面，必须明白规定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权，直到离开中国而独立的自决权，它无条件地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承认民族自决权的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列名中共十大政纲之一，与当时孙中山所提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论相抵触。然而，根据地的逐渐建立以及随后到来的长征，改变了中共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井冈山时期，根据地周边已经有了一些少数民族。1928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中共六大，特别提出，“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