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大监督与司法裁判的良性互动摘要：1984年辽宁省台安县三名律师因履行律师职责，被检察院逮捕，三名律师申诉至全国人大，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干预下，该案在1988年得到纠正。自此，各地人大及常委会开始了个案监督的实践探索。关于个案监督的合法性、有效性，理论纷争不断，实践操作不一，监督失范现象也时有发生。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在2013年两会上总结了三种干扰司法的行为，包括“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司法现象仍有发生”；“个别代表以对法院工作报告投反对票来要挟法院”；个别媒体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向法院提出无理要求。①其中，个别代表利用其身份过问个案审理，干扰法院公正审理，最受关注并引起广泛争议。个案监督何去何从，制度架构如何建立，个案监督如何把握对司法裁判介入程度，这一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时至今日仍值得深入思考和展开研宄。关键词：人大监督；司法裁判；良性互动中图分类号：D92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01-0011-03作者简介：冀梦琦（1994-），女，浙江嘉兴人，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研宄方向：民事诉讼制度。一、人大个案监督之正当性证成（一）人大个案监督内涵解读人大个案监督，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法律明确规定的用语，对其内涵和外延，法学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其有不同的解读，在具体操作和机制构建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何为“人大个案监督”？学者从各自研究视角作出了不同的阐释。有学者认为，所谓个案监督，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或其授权的专门机构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为维护司法公正，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接受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当事人及媒体的申诉启动监督程序，并由此而启动司法机关内部的审判监督程序，由司法机关自身对可能存在错误判决的案件进行审查、纠正的一种法定程序。②也有学者认为，个案监督是指地方人大或其内设机构对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在程序上或实体上被认为有错误的各类案件，按照不同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干预，以纠正违法的活动。③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个案监督，根据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可以总结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行为、所办错案或可能出现的错案，采取的一些具体监督措施。④应该说，三种观点都揭示了个案监督的主体价值取向，但是在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严格限缩人大个案监督的范围，仅可以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确有错误的裁判。第二种观点对监督范围确立了标准即“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对监督范围持折中态度。第三种观点认为监督对象不仅限于法院，检察院和行政机关也应纳入个案监督范围。笔者认为，代议制民主的监督行为并不具备本源刚性，在刚性制度设计缺乏有效植入的现实情境下，寻求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的恣意扩张，最终不仅难以得到“加强”，反而导致个案监督制度的“虚化”、“弱化”。因此，笔者认为，个案监督应定位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为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有效维护司法公正，对法院在审或审结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实体或程序存在错误的案件，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纠偏的活动。（二）人大个案监督的理论界说围绕人大个案监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学界理论纷争不断，笔者归纳，大致分为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两种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个案监督是否影响了审判独立、个案监督是否可以取得实际效果。肯定论认为，其一，个案监督符合宪法、法律规定，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人大负责，人大是人民的代议机构，必须对人民负责，对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人大有必要进行监督审查，进而纠正违法；其二，人大个案监督并不是代替法院裁判，针对的案件是实体或程序明显存在错误，抑或办案人员有枉法裁判或受到其他机关不当干预的情形。否定论认为，个案监督违背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人大基本职责是制定法律或曰分配正义，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基本职能是作出裁判或曰校正正义，两者所扮演的角色迥异，不应相互僭越，人大对案件的过多和过度干涉，将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