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为什么康有为的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本文摘自韩毓海新著：《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岀版）他在治河工地上的亲身经历，渐渐地使他开始想到他的村子而不是他自己的那块地，想到他的区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会进一步地想到他所在的县和地区,最终他就有了中国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们不仅正在改变口然，而且我们也同时在改变我们农民的思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为什么康有为的政改和孙中山的革命失败了？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疏》是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献。这一变法纲领的核心是官制一一政府体制的改革（以今天时臺的词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康有为试图通过政府行政改革，使清政府的职能与现代西方政体接轨，他的这种思路被“政改专家”们沿用至今。不过，即使当时的康有为也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绝不是实行“三权分立”那么简单的事情，它也不单纯地表现为上层政府部门行政效率的提高，因为上层制度的设计（今天所谓“顶层设计”）总是依赖于基层能否有效执行，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更进一步说，政治体制改革总是要落实为中央与地方、上层与基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总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双向妥协，而不是单纯地体现为上层命令与基层执行的关系。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命题。在“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被表述为“郡县”与“封建”Z间的关系，而在长达几乎两千年的争论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共识”是：国家行政效率的提升，必须依赖于地方的自主性与合作，过分的中央集权以及对于地方财权、政权和军权的剥夺导致的“地方无能”局面，将反过来极大地涣散国家的能力。南宋的改革家叶适在《外黨》中，便把地方权力被剥夺，视为宋代国家无法对抗辽金之关键。而钱穆对清代巡抚制度的批评之要义也在于此。他说：“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廿。……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①］康有为也同样看到了中央一地方关系这个关键性问题，因此，他提出：为了建立现代国家强大的上下整合能力，中央的“行政”必须与地方的“民政”相结合，而地方“民政”的基础，便也就是基层的士绅阶级。康有为整合中央与地方、上层与基层的办法是：国之下设道，每道设民政局,道的内部每县设民政分局，由上层向下派官员，与宗族乡绅一起协同治理基层——这很类似于汉代的制度，即郡县首长往往是只身上任，办事人员皆从当地招募。当然，康有为的这样一整套现实制度改革方案，也是与《大同书》中所设计的世界公政府一州政府一基层度政府的结构是相对照的。而康有为的那本着作则深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影响。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彻底的失败告终。而今天的“改革家”们之思路，实则也并无出乎康氏之右者，他们并没有去思考毛泽东在1949年曾经说过的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在哪个方面超越了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什么康有为、孙中山的改革和革命失败了？毛泽东向历史和未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刚刚走过28年的战斗历程，并即将开始建设新中国的“万里长征”，那时的毛泽东只有56岁，他采用的是个设问句，但也是一个宣言：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②］为什么康有为的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一个答案是，因为康有为的体制改革触动了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但是，我们不妨继续追问：孙文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II还换上了一个以美日留学生为主体的政府，如此一来，上层传统王朝向现代政府转变的阻力理应是没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另外一些先生会说，那是因为中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