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他者思维启示后现代语境中的翻译远非语言的简单转换，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翻译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翻译区(translationzone)成了各种势力的角力场所。文化，正如奥恩斯坦所言，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战场(Cultureastheideologicalbattlegroundofthemodernworld－system)［1］31。当今，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普遍主义和文化同质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文化霸权随处可见但随着文化危机和身份焦虑感的增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文化反霸权的诉求也日益高涨，凸显“他者”的思维模式业已形成。这种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了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史是文化史，是一部与文化“他者”相遇的历史，那么，研究文化“他者”如何被书写、被表征是一种文化政治意识的体现，其意义深远。一、对文化“他者”的两种立场(一)“他者”的界定“他者”(Other)是相对于“自我”(Self)而言的。“自我”必有“我性”(selfhood)或“同一性”(Samenessoridenti-ty)，“他者”必有“他性”(otherness)或“他异性”(alterity)。牛津英语词典中，“他异性”指的是“不同、成为他者的一种状态”(astateofbeingother，differentorotherness)。在后现代语境中，“他异性”包含了尊重“他性”的伦理诉求［2］6，是后现代思想家反思、批判现代理性的一种话语方式，有其道德和政治意义。Simon(1996)认为，对文化“他者”的立场有两种:(1)色欲化的，认为他者仅仅是主体某种欲望和情绪的投射，是“另我”(alterego)。这样，“自我”就作为主体、普遍性、同化、整体而出现，而“他者”作为客体、异己、特殊性、差异而出现，是附属的、次等的。(2)伦理化的，体现了“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与义务，这样的一种“自我———他者”关系破除了传统上的等级次序，“他者”是绝对的“他者”，是不能还原同化为“自我”的［3］130－132。(二)现代性与“色欲化”“他者”鲍曼认为，“他者”是现代性的产物［4］7。因为在现代以前，是一个没有“反思性”的世界，神统治一切，没有认同的自觉和身份疏离的焦虑，因此，也就没有“他者”的范畴。而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建构了一种理性文化(鲍曼语)，即追求人为的、理性的现代完美秩序，排斥混乱，把不符合建构理性秩序要求的其他事物“他者化”，这样那些与“我性”、“相同性”不同的代表否定价值的“他性”、“相异性”等必将铲除或重整、同化，即对他者去合法化［5］1。而这种“总体化”、“同一化”、“本质化”的现代理性，如福柯所言，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所以，现代性过程也是“大屠杀”、“清洁化”、“消融”“他性”的过程，处处弥漫着暴力的痕迹。当然即使在现代理性的重压下，“他性”也从未销声匿迹，矛盾性、偶然性是伴随秩序性、普遍性共生的，“他性”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的“抵抗”话语贯穿始终。在质疑“同一逻辑”、诉求“差异性”的后现代哲学思潮的运动中，“他者”问题得以“前景化”，“他者”思维模式业已形成。(三)后现代性与“伦理化”“他者”1．后现代哲学的“他者”思维“他者”思维是后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哲学家们用来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福柯)、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遗弃“宏大叙事”(利奥塔)、构建“他者”伦理学(列维纳斯)的理论资源和话语实践之一。福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在权力的介入下对疯狂、性行为等进行“他者化”知识的生产。他秉着尊重差异的诉求采用系谱学的方法展开对“异”的追求，否弃“同一”逻辑，旨在“打破中心”，从而使人们确立差异意识，即认识到:“我们是差异。我们的理性是话语的差异，我们的历史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自我是面具的差异。”［6］198德里达基于索绪尔的“差异”原则，从解构的立场，提出了“延异”策略，以此来反对同一性和本源性。他认为，“延异”即为延迟，是根本的差异，符号的意义就是在差异的游戏中始终被搁置，被延误，被闲置的，其意指行为(sig-nification)也始终在差异游戏中产生张力，无限播撒和延伸的。延异也是一切存在者的原初的存在方式，它既不能被消解，也不能被扬弃［7］。而无论“延异”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