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如何争取、瓦解伪军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战斗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华中人民的抗日长城。当时的华中地区，泛指北起陇海铁路，南到长江，西迄汉水，东至海滨，跨长江、淮河、黄河、汉江，包括苏、浙、皖、豫、鄂五省和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侵华日军在华中一直驻有重兵。1938年2月14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建立华中派遣军，下辖第二军、第十一军所属的9个师团和直辖的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一一六等5个师团，共14个师团。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撤销华中派遣军，设立中国派遣军，总部设在南京。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侵华日军在华中驻扎了15个师团和14个独立混成旅团。除了这些日军，新四军的作战对象还包括大量伪军。投靠日军的国民党正规军成了伪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日军大举入侵华中地区后，各种名义的伪军大量出现，其中以奉行“曲线救国”为名而投靠日军的国民党正规军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成了伪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开始时，各地伪军自立山头，有的叫“和平建国军”，有的叫“和平救国军”，有的叫“绥靖军”，名目繁多，不一而足。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卖国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为了扩充实力，他竭力网罗国民党军中的投降派和各地的土匪、流氓、地痞等。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投降日军后，任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兼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日军后，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伪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日军后，任伪第一集团军总指挥；国民党将领张岚峰投降日军后，任“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还有其他国民党将领如庞炳勋、郝鹏举、项致庄、潘干臣、杨仲华、徐继泰、杨揆一等，均先后投降日军并任伪军高官。他们的部队则成为伪军的正规军，盘踞于上海、杭州、武汉、开封、徐州以及南京周围。此外，还有地方伪军，包括省、县级单位的保安部队、警备队、“反共自卫队”、“清乡队”等，多达数十万人。1941年3月25日，汪伪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力加强军事建设”，会后调整了伪军的编制序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续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南进”作战，驻华中地区的日军有所减少。于是，日军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反动方针，进一步扩充伪军数量，并调整了部署。汪伪卖国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侵华日军总部也设在南京，华中地区成为日伪的命脉所在地。对伪军的方针政策因时因地制宜1939年5月13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加强伪军工作问题》电报中指出，“敌人正从其占领地强征壮丁，积极组织伪军强化伪军，我们瓦解伪军的政策应更加强化与积极起来”，并做了七条具体规定。总的精神是大力加强宣传攻势和秘密组织工作，设法打入伪军内部，组织拖枪、逃跑和反正。1940年1月25日，中共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江南敌工会议上指出，汪伪政权大力发展伪军，我们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对伪军的争取和瓦解，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组织工作，同时配合军事行动。陈毅率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三年之中争取了三股伪军反正。他总结了做好伪军工作的七条经验：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争取。通过居民关系争取伪军反正。伪军做贼心虚，始终存在观望心理，我军愈有抗战的政治主张和光明的政治态度并获得民众拥护，愈可以吸引伪军反正。运用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两面派，是争取伪军反正的桥梁。对伪军的宣传鼓动方面应是公开的，应动员广大人民，造成民众运动。但如组织反正应是绝对秘密的。机事不密，反陷起义者于死，这是民族的损失。伪军反正其作用在造成敌人营垒的瓦解，不是着眼在扩充几多人枪，因此切忌各方面的抢夺，脱离正确的对敌伪的统一立场，甚至走向用金钱收买，使伪军待价而沽，甚至泄露秘密，应避免这种偏狭倾向。不应贪图小利。凡有觉悟的伪军，应使其尽可能留在敌方，从伪军方面进行敌（日）军工作。只有在事机泄露不能再留下时才坚决反正，争取先机。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