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对话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之二【编者按】千余年来，东亚各国之间人物往来频繁，除了政府使节之外，还有逐利而行的商贾、不期而至的漂民、怡情山水的游客。他们通过书写汉字的方式，沟通信息、传授知识乃至问答酬唱，因此有“凡舌所欲言，出以笔墨，纵横自在，不穷其说则不止”（《芝山一笑》）之说。古代笔谈不仅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更为历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和开拓了重要的研究渠道。对东亚留存的笔谈史料进行系统挖掘和研究，不仅能够生动地揭示东亚各国间的历史交往，而且可以从新的角度深化东亚历史研究。为此，本刊特开辟专栏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以期对相关研究起到推动作用。王勇教授长年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主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本专栏选录的三篇论文就是该项目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王勇【内容摘要】“笔谈”以汉字为媒介通过视觉而非听觉传递知识、沟通信息，是东亚地区特有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交际方式，这种由多国人士参与、话题随意、现场挥毫形成的文本，无法归为任何一种传统的文献体裁，其特点可归纳为：（1）新的交际方式；（2）新的文献体裁；（3）新的研究资料。纵观东亚各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作为跨语言交际之笔谈，并非是偶发的、临时的、应急的现象，而是官方的、持续的、主流的交流形式；同时，作为常态的、权威性的、高品位的沟通方式，贯穿了东亚官民交流的千余年历史。现存约万件笔谈文献，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学、思想、民俗等资料，是一座亟需发掘的文献宝库。【关键词】笔谈文献，东亚文化，视觉交际，大河内文书【】G1【】1003-4048（2016）03-0001-07【】A【DOI】10.16496/jki.rbyj.2016.03.00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4政法B070）中期成果之一。【作者简介】王勇，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杭州310000）从隋唐至明清的千余年间，东亚各国之间保持着频繁人员往来、物资流通、文化交流关系。然而，我们似乎缺失了一段至为关键的记忆——在翻译制度极不完善、通用语言尚未普及的前近代，跨越国界的东亚各国人士之间，是以何种方式传递命令、互通信息、交流知识的呢？东亚各国不仅语言迥异，而且各地方言林立。假设一个琉球国使节团从福建登岸，随行的翻译还能与当地人口语交谈，但行进到浙江境内福建方言已无法沟通；即使使节团配备浙江方言翻译，抵达北京后也无济于事。倘若他们在北京遇到越南、朝鲜使节团，那么唯一的交流方式便是“笔谈”。因为不管讲何种方言的中国官员、操何种语言的外国使节，他们均具有中国文化的基本素养——写汉字、懂汉文。一、“笔谈”的英译2012年第一学期，笔者在北京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东亚汉文笔谈研究”课程，按照学校规定提交课程的英文译名时，感觉无法确切翻译“笔谈”一词。翻阅多种英汉、汉英词典，“笔谈”多译作Conversationbywriting，如《新世纪汉英大词典》[1]列出如下三个义项：（1）exchangeideasbywayofwritinginsteadofconversation（2）commentinwriting（3）oftenusedofbooktitles]sketches；notes按照第一个义项，Conversationbywriting即以书写代替口谈（writinginsteadofconversation），我们可以设想在什么状况下当事人才会采取这种特殊的交际方式。第一种情况是聋哑人，因为口不能言、耳不能闻，不得不采用书写方式与他人沟通。[清]徐珂所编《清稗类钞》讲到“汪穰卿好客”时，说他“好客之名既著，故四方人士无不求与一面。日本人之能作华语者，亦与相周旋，某且举其家藏之宝刀以为赠”；接着笔锋一转，说“穰卿有弟曰仲阁者，则反是，以耳聋，须与人笔谈，人恒厌之故也”[2]。这段话是说汪康年因为善谈而高朋满座，其弟因耳聋只能笔谈故交际很少。现代国内外的聋哑人学校，多开设“笔谈”课程，毕竟社会上懂得手语之人寥寥无几，于是随身携带笔与记事本进行“笔谈”，成为他们与外界交际的重要方式。第二种情况是为了保密而采取的措施，语言交谈难防“隔墙有耳”，于是不得已书写文字传递信息。台湾媒体曾刊登张学良的访谈报道，郭冠英问：“谈谈您四弟张学思，他是不是在溪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