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惊天动地的变革（书界观察）——《1911》写作后记王树增《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1日20版）《1911》：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完美社会、完美国家永抱憧憬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力量、有希望的民族。正是因此，我们才在百年之后蓦然回首，并将辛亥往事托举心头。1915年，在中国的上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出现。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本刊物将对中国历史产生怎样的巨大影响。刊物撰文道：“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一年以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经历了辛亥前后历史变更的疾风骤雨之后，在中国怎样才是一个获得了新生的青年？《新青年》为“新青年”和“真青年”提出了人生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读到这些文字的读者，只要他是中国人，无论是否是青年，必定会对眼前的世间万象幻想丛生：我的古老中国呀，你真的可以官吏不再残暴贪婪而令百姓安居乐业，你真的可以政幕不再黑暗重重而令社稷清明公正，你真的可以朱门不再穷奢极欲而令山河丰饶锦绣，你真的可以不再格杀勿论而令众生自由歌唱？我的父老乡亲呀，你真的可以膝盖不再用于跪叩、脊梁不再用于卑屈、神情不再张皇失措、日子不再阴霾满天么？中国人自古向往大同世界。中国人在帝制的桎梏中对大同世界梦幻了上千年。人类历史上每个发展阶段都是必然的，令封建王朝最终倾覆的辛亥革命的爆发也是同样。中国文化中不断积累的大同思想，在帝制专制统治愈加残暴的压力下，于历史的某一时刻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在中国的社会演进中诞生的资产阶级，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脚步声的催促下，心驰神往，急不可耐，尽管他们远没有准备好承担大业，向往与憧憬催生出的激情与斗志远大于他们实际拥有的力量。所幸的是，仁人志士长期的反抗奋争以及列强自近代以来的步步进逼，已将大清王朝的元气消耗殆尽。柔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怀不满的年轻军官和受到近代政治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与旧式政权运转不断冲撞的士绅们，仅仅是在不堪任何重负的清廷身上施加了最后一力，一个延续了268年的封建王朝轰然倒塌。晚清中国面临两大严峻的考验：是否变革封建帝制，以顺应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否变革满人专权，以化解威胁政权的满汉冲突。对于清廷来说，历史到了这样一个关节点上：要么承受变革的巨大考验以求脱胎换骨，要么固守既得利益任凭各种社会原动力逐渐瓦解了整个王朝。而作为一个封建朝廷，它的选择只能是固守；等它迫不得已选择变革时，已经没有转危为安的时间了。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在变革中担当主导的政治力量，既然所处的时代要求必须选择变革，那么就要有克服种种掣肘的决心、勇气和胆识，就要把握启动变革的合适时机并为变革准备足够安全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变革永远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主题。正是因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拥有了开放性的思维与世界性的视野，变革专制集权国家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现状的渴望和动力应运而生。仁人志士无不希图古老的中国在各个方面与世界近代强国接轨，这种渴望和动力在辛亥年前后始终惊醒和感染着国人，致使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伟大理念在革命进程中百折不挠。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变革可谓惊天动地。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是：它骤然变换了中国千年不变的沉闷空气，使得各种变革思想的种子获得了萌生、成长的机会。它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进程，是自此往后中国历史中一切社会改革的发端。它促进了中国社会观念的更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近代思想启蒙的大门自那时开启后便再也难以闭合。它毫不妥协地推翻了封建帝制，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性，为中国民主革命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为辛亥革命流血捐躯的志士们，是标志着中国历史进步的永远的骄傲。正如一位伟人所说：“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人类历史上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不是完美的，辛亥革命同样不是完美的革命。中国的封建帝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