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全文)前言西藏，位于青藏高原南半部，地处中国的西南边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神权至上，官家、贵族、寺院三位一体，牢牢控制着西藏的资源和财富，人民灾难深重，毫无自由可言。那时的西藏社会如同欧洲中世纪一样黑暗、落后。西藏步入现代文明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西藏走上了与全国一道快速发展的轨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的西藏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西藏人民获得了自由、平等和尊严，充分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正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团结奋斗。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全面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西藏的发展与进步，是人类社会追求正义与幸福的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一、西藏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当代西藏的发展进步，内生于自身特殊的社会历史逻辑，植根于中国国家的发展进步迈向，并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相适应。1959年之前，西藏的社会形态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的发展进步正是在封建农奴制的废墟上发端的。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对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状况，人们曾有过许多描述，这里仅做部分节选，从中可略窥旧西藏黑暗、落后之一斑。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写道：旧西藏“具有中世纪的性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奴是他们的奴隶”。“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英国藏学家查尔斯·贝尔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质脚镣。对很严重的罪或屡次犯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某些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1987年出版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写道：“过去统治西藏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封建的神权政治。……封建庄园主则垄断了处理所有地方事务的权力”。“绝大多数西藏人都是农奴”。“农奴被‘拴在’他们主人的手中。……他们毫无权利，即使要走进寺院，要结婚，也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属于不同领主的两个农奴结了婚，所生男孩要归父亲的领主；如果是女孩，要归母亲的领主。要想离开庄园，哪怕是一小会儿，也要得到领主许可才行。如果想出门远行，朝拜寺庙或想做一点小买卖，都需要得到领主的同意”。“在西藏历史上，变换阶级成分的可能性很小。对大多数农奴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出生时的农奴地位”。“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曾在1949年之前担任过当时中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官员的沈宗濂和柳陞祺在1953年出版的《西藏与西藏人》中写道：“操纵拉萨政权的人物只来自不足一百家贵族中的上层和同等规模的僧侣集团。在他们看来，广大西藏人民不过是‘砍柴挑水的苦力’。这些特权人物生活在一种封闭状态，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忽视西藏社会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仍流连在一个僧侣、封建的独裁统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