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的现实意义《光明日报》（2012年01月20日02版）“关圣帝君”神像(福建晋江)张晓理/CFP2011年9月12日,中国邮政发行《关公》特种邮票1套2枚及小型张1枚。这是小型张邮票《关公像》。牛书培/CFP胡小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有《中国文化研究·关公信仰系列》刘世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系教授赵士林:民族大学宗教文化学教授、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关公形象和文化在流传的千百年间,深受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的共同拥戴。关羽从一位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逐步发展为圆融三教、和睦民族、覆盖全社会、延伸海内外的忠信义勇化身,一个中华民族广泛认同和崇拜的符号。面对关公文化这样一份沉甸甸的遗产,在今天我们倡导建立和谐诚信的社会行为规范的进程中,可以从中汲取怎样的营养?关公文化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方面,比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孝悌文化有更丰富和现实的内涵,因而在今天应予以特别重视胡小伟: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人流物转,公共空间极大拓展。关公文化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方面,比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孝悌文化有更丰富和现实的内涵,因而在今天应予以特别重视。义,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基石。古人云: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忠义、义勇、信义……义,几乎可与所有的道德观念词汇连接组合,和其他良好行为规范之间也有很强的组合性、连带性。文化建设要应对变迁的现实。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频率和诚信需求远超古人。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延绵不断、兴旺发达的道德文化遗产,汲取其中的养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刘世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套基于血缘、家族的规范体系。但当人们的活动超出了家族系统,遵循何种规范呢?这时,“义”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义”是跨越家族体系的,是在非血缘关系人之间甚至在陌生人之间通行的规范。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规范的、调节更大范围社会群体行为的规范,是建立和谐友好、诚信稳定社会的基础,因此,是目前亟须倡导和深入研究的。对“义”的演变和扩散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是怎样智慧地维系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秩序。在唐宋时期,“义”这种行为规范被推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而那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繁荣时期,其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义,是关公文化中拥有最高道德含金量的决定元素,它是儒家除了“仁”之外最重要的道德范畴。对关公崇拜和“义”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现实意义,在学术上也颇有潜力胡小伟:从理论上讲,“义”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就提出来了,历经三千年不衰,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义字当头。在不同时代,对“义”有不同的语言阐述,但语意核心从未变化。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出“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用“仁”说明彼此关系宽容;繁体“義”字下有个“我”,可以看做自制、自律,实际上与18世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利他”主张近似。唐中叶后随着茶瓷交易盛行,社会流动性增大,“义”、“谊”混用,凸显了非血缘或乡邻之间的情义。宋代面临多国并立,实际上已出现“国家民族”概念,开始提升为家国担当的“忠义”。“义”的概念也随之扩大,包括“同心合志”、“与众共之”等。历代不断诠释,使“义”的观念贯彻始终,内涵外延也不断扩展,逐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基石之一。赵士林:“义”字历史悠久,含义丰厚。义,不仅涉及个人的做人标准和与他人的关系,还涉及义和利的关系。义,是关公文化中拥有最高道德含金量的决定元素,它是儒家除了“仁”之外最重要的道德范畴。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义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人没有什么非要去做,也没有什么不能去做,唯一的标准就是一个“义”字。到了孟子,则有“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刘世定: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关公崇拜和“义”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现实意义,在学术上也颇有潜力。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谈到源自中国社会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都知道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运用这个概念,费孝通教授刻画了中国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