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而可行的儒学建设方案----陈明《儒者之维》诠解今年以来，围绕蒋庆“读经运动”而引发的观念论争，给人以“文化保守主义重新浮出水面”之观感。思潮涌动中，创刊于十年前、被称作被文化保守主义大旗的《原道》杂志，它的主要发起与编辑者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陈明先生的名字，也再次被人们屡屡提起。新近出版的这本《儒者之维》，便是他儒学思想的一个集中反映，不过相较于蒋庆，它提供给人们的分明是另外一种儒学论述。在这种论述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时空与知识区分，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意义，扑面而来的是一个现代儒学思想者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所禀持的开放气息和辽远思绪。翻阅之下觉得以下三个方面颇值得注意。其一，澄清文化与政治在历史和逻辑上的真实关联，将儒学从本不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中剥离。儒学曾经是活的文化与精神存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百余年来，怀疑与否定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竟成为了几代中国精英者，在寻求富强时一个附带“志业”。其间虽然不乏捍卫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致力于从中国内部探索文化自新道路的特立独行之士，但他们在与前者的交锋争论中，总是处于弱势、守势。这种格局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根本改变。按照上世纪80年代时的说法，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力冲击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其文化演化路径，由表及里必须也必然要经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价值的阶段和三层面。既然精神文化高踞于器物和制度系统之上，而且三者不可分割统一为一有机整体，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问题都是文化问题，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途径，也只能从文化开始，而现实问题的不能解决，那也是落后的文化的责任。在陈明看来，其貌似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实际却大有问题。他认为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前后直接决定的关系。在这种认识范式中，文化成了“第一推动”，人则完全成了文化的受动者，但实际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可以积极根据主体需要自我创造，文化从根本上说乃是这样一种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人之对效率的要求，决定了物质文化的进步；对正义的渴望，推动了制度文化的变迁；对精神需要的憧憬，导致了观念文化的发展。”精神层面的文化，与以政治架构为主要内容的制度系统，以及大众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器物系统之间，有相互勾联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又有彼此独立，对应于人与社会的不同功能需要而独立生长的一面，并不存在谁比谁高级、谁比谁更具决定性的问题。揭示出这一点很重要，它至少对近世以来中国知识阶层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惯于从纯粹思想文化层面，以文化决定论的态度，来图解中国前途命运的迷思，是一种解咒。既然文化并不存在内部层递的单向决定性，那自然而然，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就不必也不应为近世以来中国的屈辱历史负责。“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根本上在于服务于统治集团利益的专制制度，无法将民众有效地组织调动起来，以适应近代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生存竞争。胡、陈诸人以偏概全地指‘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掩盖了现实中问题的症结所在。”陈明的博士论文《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论证，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士族“在中国的南方发挥了‘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的功能，在中国的北方凭借自身的力量‘以夏变夷’，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前述洞见，显然是这一思路在近代史上的落实与升华。其二，从文化人类学的进路把握儒学，指出儒学传统相对中国人生命的内生性。儒学不必或不应为历史耻辱负责，并不就能证明其对当下中国人的生活还有意义。在陈明眼中，近世以来中国那些作为文化激进主义反对面的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儒学的诠释方式，其实也同样问题多多，妨碍了对儒学的合理认识。为陈明所不满的主要是两种对儒学的保守主义诠释。其一是把儒学理解为一种现代学术分类意义上的哲学（或伦理学、政治学），然后按照西方的知识框架作对象化的解剖分析。这集中体现在第一、二代新儒家身上，他们普遍从哲学上论证儒学的知识和价值合法性。用心虽苦，收效却甚微。其二是把儒学化约为一种宗教，以信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