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轨迹与改革路径——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开放视域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项目编号：10政法048）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分化与凝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察”（项目编号：12YJC710051)的阶段性成果。罗嗣亮，郭文亮(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广东广州510275)〔摘要〕改革开放前29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守，也造成了严重的泛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工作由斗争型转向建设型模式，此时既强烈体现出开放的特点，但也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淡化现象。历史启示我们：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意识形态工作既不能泛化，也不能淡化，而应该在改革创新中强化其地位与作用，优化其内容与形式，促使其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下实现科学发展。〔关键词〕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发展;改革〔〕D232〔文献标识码〕A〔〕１００２－３９０９（２０12）04－００90－０5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已经进行了60多年。60多年来，尽管意识形态工作在理论主题、基本方针和主要宣传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延续性，但从总体工作模式上看，则鲜明地体现为改革开放前后这两个不同阶段。认真总结两个阶段各自的经验、不足并加以深入反思，将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60多年来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也可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安全和发展提供借鉴。一、改革开放前29年：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泛化1949年人民政权的建立，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性质上由非国家意识形态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同时也为其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此时新生国家意识形态既面临着国内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各种斗争和考验，又遭到国外敌对势力的长期威胁和压制。在这种情形下，新中国选择的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1]（Ｐ304-307）。在毛泽东看来：“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Ｐ435）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持续发挥其政治功能，决定着国家各项事业能否取得成功。为此，党和国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正面来说，首先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初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一直到60年代上半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面思想教育始终没有中断。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正面教育的开展。其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化。在1954年的一届人大上，毛泽东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一思想又通过宪法确定下来。20世纪60年代制订的《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从不同侧面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关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可以视为意识形态工作“初步走向制度化”[3]（Ｐ303）。---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反面的批判运动即意识形态斗争，包括在党内开展的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活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社会领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如在50年代前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50年代后期对“人性论”的批判，60年代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和“文革”中的各种批判；在国际上则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中苏大论战。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4]（Ｐ345）由于对意识形态斗争的特别突出，改革开放前29年的意识形态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斗争型模式的意识形态工作。诚然，这些意识形态斗争本身“也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和开展的思想理论教育”[5]（Ｐ143）。无论毛泽东本人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希望通过这种批判运动，使持有不同思想的人产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达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目的。事实上，也正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努力，这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