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亨历史唯物主义合法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困境张青卫(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长沙410074)G．A．柯亨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起者和重要代表，已为我国学者所熟悉。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代表性成果之一。然而，柯亨为什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步入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涯呢?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几乎无人关注。对于柯亨本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问题。它起源于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的发现。这里的“合法性问题”特指柯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的有效性问题。柯亨对“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其解决方案新颖而独特，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开阔了全新的视野。鉴于我国学者对柯亨的“合法性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这里简要进行剖析，以期引起学界对柯亨思想的进一步关注。一、“合法性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为了简便起见，经常用一些法律术语来表述经济概念，如用“财产关系”(法律的)来表述“生产关系”(经济的)。[1]根据马克思的定义，生产关系是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常常把生产关系又称做财产关系和“市民社会”。这种财产关系同时也表现为法的关系：统治和奴役的关系，劳动与财产的占有关系、资本家和雇佣者与土地所有者的租赁与雇佣关系等。所以马克思在谈到“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同时将之称为社会关系、所有制和法律关系。显然，从法律角度看，土地的权益或租赁关系无疑是一种法律关系。有一个共同体或某个个人赋予使用者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某些土地的权利，由此他便和土地所有者发生了法律关系，同时这种关系也是一种所有制关系；为了保证使用者拥有那种权利，那个共同体或个人就一定是有关土地的所有者或拥有者。随着土地的出让，所有者即使不把其完全的所有制关系，也要将属于所有者本人的使用(或占有)权转让给使用者。同理，工厂主和工人的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工人出售劳动力以换取工资，工厂主取得在其企业中使用这一劳动力的权利，他又让工人利用不属于他们的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来制造一定的产品，工厂主则是这些产品的所有者。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和财产制关系并非是相互背离、性质完全不同的关系，而是，从司法的角度来看，生产关系同时也是财产关系，或者如马克思以其唯物史观的定义所说，财产关系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司法上的说法”。[2]可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布莱梅尼茨(JohnPlamenatz)的经济基础不能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的问题，柯亨把这一问题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经济基础(柯亨喜欢称之为经济结构)的性质来解释的。可是，布莱梅尼茨认为，如果经济结构的性质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的性质，那么这两者就必须区别开来，因为经济结构解释(全部的)法律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本身就不应该是法律上层建筑。然而马克思又认为，经济结构是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关系又是所有制关系。而所有制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关系。由此，布莱梅尼茨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经济结构不能解释法律上层建筑，这是因为构成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本身就具有法律的特性。如果要求解释为什么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是现在这种情况，你不能以本身就是法律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部分的东西作为解释的基础。也就是说，本身作为法律的一部分的生产关系(也即经济结构)不能作为解释法律上层建筑的基础。这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柱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上层建筑的性质由它的经济基础来决定”的这条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这一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核心原理就必须放弃，随之而来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将有被颠覆的危机。年轻的柯亨很敏感地发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个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柯亨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二、柯亨解决“合法性问题”的方案柯亨以如下四个命题所构成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