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基计划的传承、突破与风险基于中国高校招生“自主化”改革的分析摘要：强基计划作为中国高校招生“自主化”改革的新举措，与此前的改革相比，有传承亦有突破，具体表现为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强调高校特色与学科优势；关注教育行政部门与教育机构的互动，明确了高校及高中的权责；统一建构院校评价体系，用“英才思维”加强了招生与育人的联系；起步于严格的招考管理，多重措施维护招考公平。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推进速度并非“越快越好”，招生定位及试点资格认定将影响实施效率；评价标准与形式并非“越全面越好”，招生工具的效力及其适用性将影响人才选拔质量；问题导向并非“面面俱到”，教育机构的胜任力受多重因素影响；严守形式公平并非“万全之策”，招生效率将影响育人成效。关键词：强基计划，招生“自主化”改革，传承，突破，风险2020年1月13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教学〔2020〕1号）》（以下简称《试点工作意见》），标志着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又称“强基计划”）拉开序幕。《试点工作意见》引人瞩目的原因不仅在于强基计划的推出，更因为施行近二十年、饱受是非功过争议的自主选拔录取被叫停。自1977年以来，统一高考是中国高校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但高校招生的“自主化”改革也未曾停止，自主选拔录取是此类改革中的一次重大尝试。所谓高校招生的“自主化”改革，即在非艺术类、体育类的招生选拔中增加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改革。具体体现为以高校为招生责任主体，赋予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决策权，而统一高考成绩仅作为有限的录取依据、甚至可不作为录取依据，如少年班招生、保送生、自主选拔录取、综合评价录取等。但除去刚推行不久的综合评价录取之外，其他高校“自主”招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制度大都经历了兴起、大规模推广、缩减甚至被叫停的过程。换言之，统一高考制度恢复四十余年来，高校招生“自主化”改革的新制度被启用、老制度被叫停或取代的事实并非“前无古人”也难说“后无来者”。强基计划与此前改革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同质的各要素既带来过突出的贡献，也引发过明显的问题。故本研究从对中国高校招生“自主化”改革的历史分析入手，剖析历次改革的特征、经验、症结等，以实现对强基计划的观照、强化此次改革的生命力。一、中国高校招生“自主化”改革的特征与症结中国高校招生“自主化”改革的历史是强基计划制度设计、方案落地的基础，剖析少年班招生、保送生、自主选拔录取、综合评价录取的特征与症结，对强基计划的执行具有重大启示意义。（一）中国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国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历次改革在缘起、保障性措施、要点与难点、制度调整的重要原则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1.改革缘起于国家发展与高校招生“自主化”探索的双重需要。中国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始见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少年班招生，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根据中科院“将破格选拔人才作为贯彻中央‘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重要措施”等批示精神启动少年班招生，以加快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1]。“破格选拔人才”即探索一种与统一高考制度并行的“自主”的考试招生制度。1985年，在增加少年班招生院校数量的同时，保送生制度产生，目的在于“使高等学校更好地选拔德智体一贯优秀的拔尖人才；鼓励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引导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注意对能力的培养”[2]。进入21世纪，为进一步深化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培养教育创新人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自主选拔录取工作启动[3]。2014年高考综合改革拉开序幕，为探索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模式，综合评价录取分省推进。中国高校招生“自主化”改革与国家事业发展息息相关，既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经济萧条、社会发展攻坚期建设的需要，也是新世纪到来之际产业升级但就业结构性矛盾出现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选择。同时，也符合国家机构简政放权、教育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精神，对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