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食物结构养生方案之五畜为益原理五畜曾经是我国先民的主食，先祖改变食肉的生活习性而选择食谷，是因为肉类食物资源危机而被迫的，属于无奈之举；选择汇集植物精华的五谷为主要食物，则是明智之举；提出五谷为养的理论，则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五畜为益，有两层意思，一是说食肉是有益的，对维持人的生命活动和体力活动有好处；二是说食肉要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意味着食肉过度是有害的。五畜为益，是对食肉利弊的认识与把握。１、嗜好食肉是人的天性人类的主要食物，最初并不是五谷，而是五畜，五畜曾经是我国先民的主食，在古籍中有许多关于主食演变的记载，《新语·道基篇》说：“民人食肉、饮血、被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果木之实，食赢蜮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表明，神农之前的采集狩猎经济时代，人们吃飞禽走兽、野果蔬菜。由于食物不足、疾病毒伤，神农开辟新的食物，教民播种五谷，以五谷为食，于是产生了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从此，主食由五谷取代五畜，五畜退居到副食的位置。在五谷替代五畜而成为主食的过程中，“乃求可食之物”，是主要原因。动物性食物资源短缺使得中华民族走上了食谷的道路，并没有削弱中国人的食肉嗜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强化了食肉嗜好，人们对美食的向往，总是与肉类食物紧密相连。但是，社会经济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食肉嗜好。如同任何稀缺资源都会被权贵阶层所垄断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层社会从政治上、经济上垄断了紧缺的动物性食物资源，而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则被剥夺了食肉的权力。《左传·庄公十年》有一段关于“肉食者鄙”的议论，议论的中心思想是说，官至大夫以上方可食肉，如果庶民中有肉食者，那是可鄙的。这说明了动物性食物资源的紧缺程度，只能供应占少数的权贵阶层，统治者不惜制定一个蛮横---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道德标准、政治制度来限制庶民食肉，以维护自己的特权。汉代刘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在其所著《说苑·杂说》中记载了晋献公与大臣的一段策论，晋献公认为，筹划国家大事是肉食者的事情，藿食者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一个名叫祖朝的大臣认为，如果肉食者一旦决策错误，藿食者就要肝脑涂地。这说明紧缺的动物性食物资源，成为社会阶级分化的象征，食肉是权贵的标志，食豆叶则是庶民的标志。秦汉以后，这种限制庶民食肉的意识形态消失了，但经济的限制并没有结束。中华饮食文化，实际上是多层次的，最基本的层次是下层社会饮食文化和上层社会饮食文化，二者在食物、烹饪、器皿、礼仪诸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其中，食物中五畜的比重大小则是重要的饮食生活基础。下层社会饮食文化多在民间饮食习俗中传承；而上层社会饮食文化则往往以书面形式记载和传承。现在所研究和传播的中华饮食养生学，主要来自文献典籍，是以中国古代上层社会的饮食生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有很多典籍出自宫庭、官府、豪门，长期以来，局限于在中国上层社会起指导作用，它与中国大众的饮食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国内外有些学者，通过考察和分析中国大众的饮食生活，来研究中华饮食养生理论，得出一些片面的矛盾的结论，其原因在于忽视了理论产生的社会生活基础。从总体上说，中国大众的食物消费长期不足，尤其是肉类食物匮乏，大众健康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这种状况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有所改变。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由大众食物供应不足向食物供应丰富的转变，大众健康面临的主要问题由营养不足向营养过剩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个历史转变期的饮食养生学，不能忽视人的食肉嗜好对饮食行为的影响，这涉及到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要求帮助大众克制食肉的欲望，树立正确的养生保健观念，减少大众对食物消费转变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健康代价。2、五畜增进精气按照精气理论，精气是人的体能、体质的物质本原，从而构成人的形体，神依附于形体。《黄帝内经》论述的精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