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毒品史》有感翻开书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幅黑白的罂粟花图，一枝矗立于绿叶丛中，另一株则绽放在岩石峭壁之上…说真的，它们好美，要不是页面右上角的“中国毒品史”五个黑底白字，我是断不会将它们与万恶的毒品联想到一起的。紧接着，则是与鸦片有关的一些老旧图片，看着它们，我仿佛可以捡拾一些零碎的属于中国历史的那段记忆…可以说，作为一名高中时期学政史出身的学生，对鸦片战争，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此战争之所以以鸦片为名，我的理解是，只因一句话“国人因它而堕落，国门因它被打开，国土因它被侵占”，中国人拿它得来的是“东亚病夫”之称，侵略者拿它换回去的则是真金白银、稀世珍宝，自此之后，还引发了殖民者的大举入侵。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鸦片这个万恶之果，却是以其卓越的药效进入人们眼帘的，不仅如此，书中所列之毒品，起初几乎都是以其独到的药用价值才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鸦片源于罂粟，有关其配制的记载有很多，其中，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写到：“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性急可多用。”对于其药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列较为齐全，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泄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泄、禁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知道这些之后，我顿时有些混乱了，原本深信它是万恶之果，可是又不禁发问，它果真就是万恶的吗？说它不是，可当初确是它侵蚀了众多国人的灵魂；说它是，其价值又是真实可见的。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决定去书中寻找答案。从中我发现了一个自己所知甚少的史实。国人吸食鸦片自古代就有，而非鸦片战争时期才开始的，入侵者的鸦片倾销政策无非是殖民者为殖民中国所出的一步“绝妙的”好棋而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唐以后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四野的朝贡、奇珍的献纳、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弥漫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在这种追求享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神品”，连皇帝也莫能例外。知道这些，我突然联想到了当下社会中的“名牌”效应，心想那时候的“神品”何尝不是一种“名牌”呢？21世纪的商家们为商品销售绞尽脑汁，最为普遍的不过就是各式各样的名牌代言，而代言人则是那些名人明星、专家权威，利用的就是消费者的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相比之下，明朝的达官贵人对鸦片极其热衷，将其作为一种高雅耗钱的娱乐，无形之中，有钱者自然步趋；更加荒诞的是，就连当朝天子（绝佳“代言人”）对此也是欲罢不能，这就更加助长了民众的从众和攀比心理。尽管这是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示范效应”是不言而喻的。明朝享乐之风愈浓，“神品”之推崇渐甚，而这种“享乐”的特殊性是以其成瘾性为前提的，可明政府非但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抑制鸦片进口（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相反的，于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成了政府的财政来源。理所当然的，鸦片贸易自然也就成了国家允许的正当贸易，其“发展”必然是大势所趋。据记载，成化年间（1465-1488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2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从此，吃鸦片由贵族而民间、由宫廷而四野，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而社会上逐渐形成的“鸦片文化”也给后来帝国主义的鸦片倾销政策打下了基础。知道此种种史实之后，我想鸦片已经无所谓“恶”了，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当下的社会背景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纵观中国历史上鸦片泛滥时期，无一不政治腐败，政府无能，国情混乱不堪——入侵、殖民、战争。鸦片战争的爆发，追根溯源，首先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给了外敌入侵本国的契机——鸦片倾销政策，借此以打开中国中世纪的大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