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在日益引起文坛关注的“70后”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曾经是“甘肃八骏”之一的弋舟，其小说创作在近几年的确称得上是风生水起，渐入佳境。弋舟的小说写作起始于2000年。虽然只有短短的10多年，但弋舟却已经有数量众多的小说作品问世。其中，既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战事》《春秋误》《蝌蚪》等，也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被收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的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可以说是弋舟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后，弋舟便有一系列中篇小说相继在各大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这些作品不仅被各家选刊纷纷选载，而且更是引起了批评界的强烈兴趣。从小说文体的角度来看，尽管弋舟对于长中短篇各文体均有尝试，而且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相对而言，弋舟操控最为成熟的一种文体，恐怕还算中篇小说。尤其是自打2011年以来，诸如《怀雨人》《年轻人》《李选的踟蹰》《等深》《而黑夜已至》《被赞美》等这样一些中篇小说，不仅在弋舟自己的写作历程中具有思想艺术标高的意味，而且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现场，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创作情况进行比较，也都是不容忽视的优秀作品。就在我准备提笔撰写这篇文章时，读到了贾平凹关于小说写作与时代关系的一段论述。贾平凹强调，写好当下这个时代是中国作家的基本责任：“作家的作品应该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写出时代的气息。”“必须写出时代背景下的国情、民情和事情。这样的故事才是中国故事。”同时，贾平凹还说明了怎样才能够写出时代感来：“以前我以为天就是云层，但坐了飞机之后我才发现云上才是阳光。就好像我们的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我们的生活都在云朵之下，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应该把这片云写饱满，才能够看到阳光。”贾平凹极富说服力地诠释了作家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而弋舟，则正是“70后”一代作家中极其善于洞悉并捕捉时代表情的一位。他近几年一系列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就突出地体现为对于当下时代国人普遍精神病症的敏锐发现与精准书写上。敏感的读者不难发现，在《等深》的叙事话语中，“时代”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关键词。比如，“我一直坐在宾馆的大堂里。行李员推着堆满行李的拖车从我眼前经过；风尘仆仆的客人从我眼前经过；一望而知的偷情男女从我眼前经过。在巨型枝形吊灯的普照下，我仿佛目睹了这个时代所有的世相。”再比如，“她反复在说着‘这个时代’，那么，这是个怎样的时代呢？是的，这是一个我们在大学时无法想象的时代。”同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弋舟更热衷于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这部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小说中，叙述者对于“时代”的反复谈论，所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对于当下时代国人一种普遍精神病象的艺术勘探与捕捉，正完全可以被看做是弋舟一种自觉的理性意识。《等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作家借助于一个优秀学生出走失踪的故事，撕开了一道裂口，从而巧妙地切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深处。叙述者“我”名叫刘晓东，是一名大学教授。“我”的前女友茉莉品学兼优的儿子周翔忽然失踪，由此而牵引出的，是3年前周翔父亲周又坚的突然失踪。前后不过3年时间，父子俩为什么会双双失踪？这两次失踪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依循着这样的疑问线索，作家抽丝剥茧地揭示出了事实的真相。却原来，这些都与茉莉情感的乱象密切相关。一波三折的故事背后，弋舟的真正着眼点，其实是主人公茉莉以及叙述者“我”的情感精神乱象。实际上，不只是茉莉和“我”，郭总的状况也同样如此。把所有的这一切归结在一起，弋舟那样一种尖锐洞穿时代精神病症的写作意图，自然也就凸显无疑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略的，是没有进入故事前台的茉莉失踪丈夫周又坚的存在。关于周又坚，茉莉对“我”说：“整个时代变了，根本没有了他发言的余地。以前他对着世界咆哮，还算是一种宣泄式的自我救治，但是，当这条通道被封死后，他就只能安静地与世界对峙着，彻底成为了一个异己分子，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是，茉莉自己深陷道德精神的乱象中难以自拔，但在她的眼里，反倒是自己那位没有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丈夫才是“病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