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部分：在艺人经纪合同中，就经纪公司的义务通常约定为“尽力为艺人提供更多的演出机会、更高的合作平台、尽力争取好的报酬、努力×年内将艺人培养成一线演员”；艺人的义务通常约定为“未经经纪公司书面同意，艺人不得擅自或委托、允许任何第三方订立与经纪公司演艺事务的相关的任何合同、协议文件或承诺，包括但不限于赞助、代言合同及与其类似或相近的活动。如艺人违反本约定，经纪公司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管理及制裁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诉诸法律，停止该等演出活动或合作项目在全球公开演出、广播、发行、出版并可以发表公开声明予以谴责。并且，艺人应于收到经纪公司书面通知后立即给付经纪公司xx万元作为违约金，并另行赔偿因艺人违约给经纪公司造成的其他损失。”在不知名的初期，艺人与经纪公司地位悬殊，经纪公司往往占据着主导甚至“霸权”的地位，没有话语权和资本的艺人只得忍气吞声的签署高强度又不公平的合同。在艺人出名后艺人对公司在佣金分配、人身限制、工作强度等等的忍耐早已消磨殆尽，面对其他公司或者自己成立工作室的选择，多会选择与老东家saygoodbye，但老东家一般也会由于造星前期巨额的投入成本和未来知名艺人能创造的价值对要解约的艺人要求天价的违约金，以求弥补公司损失甚至留下艺人。蒋劲夫与东家唐人影业的解约风波热度仍存，“两”纸合同又送到北京朝阳法院，盛一伦和东家北京乐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漾影视”）的恩怨纠葛也被曝光在镁光灯下。12月13日11:05，北京朝阳法院在官方微博中公开了该案件的最新进展，“演员盛一伦与经纪公司乐漾影视公司互指对方违约，分别提起诉讼。乐漾影视公司称盛一伦单方撕毁合同，要求其继续履约并索赔500万元；盛一伦称被拖欠巨额片酬，起诉索要片酬1051.5万元。”北京朝阳法院已于近日分别受理上述两起案件。这起案件再次将艺人和经纪公司的矛盾摆上台面。当艺人尚未走红时，经纪公司处于强势双方还能相安无事；艺人一旦走红，双方实力此消彼长，若不及时调整利益分配，双方矛盾必然会日渐凸显违约方的解除权：本案《合约》具有居间、代理、行纪的综合属性，属于演出经纪合同。此类合同既非代理性质亦非行纪性质，而是具有个类型相结合的综合性合同，因此不能依据合同法关于代理合同或行纪合同的规定由合同相对方单方行使解除权。为了体现合同自愿、公平以及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在该类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确定上应当主要遵循双方约定、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进行界定，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赋予当事人单方合同解除权。因为在演艺行业中，相关从业人员（即艺人）的价值与其自身知名度、影响力紧密相关，而作为该行业从业人员的经纪公司，在艺人的初期培养、宣传以及知名度的积累上必然付出商业代价，同时艺人是否能够达到市场的影响力存在不确定性，由此经纪公司在艺人的培养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在艺人具有市场知名度后，经纪公司对其付出投入的收益将取决于旗下艺人在接受商业活动中的利润分配，故若允许艺人行使单方解除权，将使经纪公司在此类合同的履行中处于不对等的合同地位，而且也违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同时会鼓励成名艺人为了追求高额收入而恶意解除合同，不利于演艺行业的整体运营秩序的建立，因此在演艺合同中单方解除权应当予以合理限制。《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系规定在第七章违约责任部分，该法条系关于非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的规定，并不涉及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认定，而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应当适用该法第九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因此一审判决在仅适用第一百一十条从而认定合同解除，显然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虽然涉案《合约》的履行属于具有人身依赖关系性质的合同，合同的履行需要当事人主观自愿进行配合，但是否此类合同在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时即能够依法解除。对此本院认为，作为从事演艺工作的人员，其主要生活来源基本来自于参加的各类商业活动，若经纪公司本身不予安排活动或者恶意阻却活动的成立，将不仅导致演艺人员在合同期内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无法接受任何商业活动而且可能面临基本的生存困境。在此情况下，从合同的基本属性及人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