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体制的小妾——科学的产生，及当代中国的表格主义知识观作者：空荡的原野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学？为什么加入列强俱乐部的后来者唯有日本？为什么中国教育没能打造顶级科学家？为什么温总理流泪却找不到答案？为什么古代中国在地方割据时期（战国燕赵秦、三国曹魏）能打败北方强敌，反而在统一之后陷于防守甚至被弱敌亡国？为什么可以说：中医是本土最有科学精神的学问？为什么中国文学昌盛，历代以文学为大学问，以文人为荣？为什么中国教育喜欢标准答案？为什么伟大领袖毛润之恰好是一位诗人？为什么富商西门庆被称作“官人”——本文试图共谋这些问题，综论一种答案。东方农民有自己的知识谱系，自己自足的经济形态使他们是经验知识最丰富的人类——种地，打渔，盖房子，修篱笆，卖菜，采药，赶大车开拖拉机，打地道战，对付老婆孩子、地痞、地主或村长，这多种知识也正因为普涉百事而难以建立谱系，而为全社会建立知识谱系的必然是体制内的官人，官人们的实践种类不多，他们主要的知识除了体制化的伦理学也就只能是文学这种经常可以弥补实践和经验之不足的浪漫知识形态。或者正因为农本社会广泛而分散的经验知识的丰富性，东方的谱系学更明确地被不断收束于出于宏观视角和统治需要的社会体制，难以展开相对独立的客观性。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民又是一种城市农民，但围绕机器、文书和市场运转的城市农民的实践更少，或言更抽象，这种抽象的机械的独立性也叫做自由。市场是近现代商业城市的体制根本，所有现代知识都不自主地向经济体制聚拢和模仿。体制是知识的父本，知识是体制的养子和小妾。在经济和社会权力的压力下，知识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按照体制去设想，去结构和叙述，像嫁给官人的也即嫁给政治经济体制的小妾不得不接受官人的立场、视角和视域，不论官人是东门的衙役还是西门的商人也或浦东的买办。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社会里官为主，经济向官体依附，所以富商西门庆也称官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更多按照经济体制去理解和看待事物，经济和市场先绑架了公民的意识，绑架了人格的官能，再去绑架政治和政体，如果这一绑架流程进行顺利，就叫做民主，并成为公民的共识和知识，而公民则被市场格化为物，或曰物化为商品。官人综合症，或曰商人综合症也一样，都比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更严重，更彻底，或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只不过是官人综合症、商人综合症的山寨版和模仿秀——本来已经被正统的统治阶级绑架过了，说服自己改变立场并不难，甚至绑匪的意图、规则、程式、暗示也都模仿自官人商人之行径，而意图、规则、程式、暗示——这些都是围绕体制产生的为体制服务的知识。知识体系的历史与私有制历史同期，原始神话叙述按照权力模式转换成知识叙述。与东方一样，西方知识本色上也都是泛伦理学知识：作为欧亚非中心市场，古希腊之理性主义的兴起离不开市场体制；体现为一神教的希伯来精神也许不能在商业民族的生活形态之外独立发生——商业只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具有高度依附性的小家庭经济－伦理体制，就依然能见父权神话的遗迹。基督教塑造一位完美的，统一的父，依然还是父。文艺复兴以来知识有限地脱离神话属格，却从未脱离作为权力象征体系核心的神权和神权的世俗体制基础，历久弥深的社会结构对知识结构包括神学有着决定性效果。欧洲和中东的宗教要解决商业社会的伦理问题，必然是入世的宗教，这种言利的伦理学不像东方的农业社会伦理学那样容易自圆其说和模本化，语言及伦理学的不确定性允许西方的（面孔和）人格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正因为西方人看到更不完善的、破碎支离的世界，就需要强化知识谱系。这种伦理学语言，以及拼音语言本身都不易宏观，不易综合，它使思想及由伦理学而来的哲学获得更繁复的演绎路线，也为科学留下演化空间，反而成就了科学体系、体系哲学之诞生。大道无言，用来言道的话语难以终结，缺少确定性的，“笨拙“的西语使欧洲需要通过戏剧性到达寓言，人格也需要在戏剧情节的演绎中与商业伦理和谐、相认。东方的道德人格虽然也丰富，甚至更多感性——感性意味着丰富性，但她可以直接借纲常为参照，首先要体制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