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保华：《劳动合同法》将导致“三输”“一赢”局面2006年5月当时我在《新民周刊》上预言：“如果草案变成法律，将是企业、工人、政府三输的局面”。何出此言呢？因为从他们三者的关系来看，似乎是独立的，而且在某方面甚至是对立的。但是从马克思的“矛盾论”中“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出发，其实企业、工人、政府他们也有“统一”的一面——即他们存在着一根天然的相互联系的纽带，牵一发则动全身。为了改变企业和工人之间的从属性，这部《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套上了层层枷锁，摧毁了企业的灵活用工机制，使企业缺乏活力。企业的竞争力立刻大大削弱，经营状况恶化企业便会做出裁员或者减少招工的决策以降低成本。另外《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来说，是“一次定终身”，比如说签完一年合同后，第二年你必须考虑要不要这个员工，因为如果继续签订第二份固定期限合同，等到合同到期，你就必须跟员工签无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说，企业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会让企业非常慎重，因为风险太大了。对广大低层劳动者来说，这将会是一个灾难，除非他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否则就将被放弃。当企业缺乏活力，吸纳就业能力有限时社会上会出现大量失业人员，这时政府作为最后的出面者要收拾残局，被迫提供更多公益岗位，支出大量的事业培训费以促进就业，政府支出扩大，为了收支平衡，政府便向企业征收更多的税、赋予其更多的责任，这样企业更缺乏活力，于是便产生一个恶性循环。事实上，在一个劳动力整体结构是供大于求的市场上，要人为地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久而久之，中国就可能变成法国，”一位专家评论说，“那时候要想调整可就难了，因为福利是刚性的。”在法国，长久以来的福利制度使得整个经济失去活力，社会畸形，分裂成两大阵营：高福利既得利益者与经济界。而整个国家因此走上一个怪圈，失业率高达9%，背负着巨大就业压力的政府不得不不断征税以致成为全球税负最重的国家，而只要试图刺激经济，哪怕触动高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一点点，他们都不能容忍。前段时间《首次雇佣法》与对退休制度的一点点微小改革，都引发大罢工。所以萨科齐被媒体评价说“离爱丽舍宫很近，离凯旋门很远”。如果我们走到那一天，才是最可怕的。而那时候，调整与修正都将变得异常艰难。我希望我的预言不会变成现实。万事万物都具有两面性，这个道理同样适用在《劳动合同法》上，尽管这部法将致使企业、工人、政府“三输”的局面，但也会有一种大赢家：中介机构和律师。这也就是2006年5月我在《新民周刊》上预言过的“一赢”。早在《劳动合同法》还未出台之前，律师们和许多中介机构就已忙的不亦乐乎。由于企业想要“未雨绸缪”以应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变化，规范用工。很多企业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法律实施之前进行必要的准备，总不是坏事。于是律师们闻风而动纷纷推出诸如“劳动合同法解读”、“劳动合同法应对策略”之类的培训课程。而律师们不是忙着接受企业的咨询就是忙着给公司起草新的劳动合同和企业规章制度。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劳动争议激增，律师们便会赚上大钱。此外，很多企业会感到力不从心，疲于管理人事，招工辞工等繁琐程序，便会选择人事外包或者直接和劳务公司打交道，直接跳过员工这一环。如此一来中介机构便也能从这部法律中大获利益。董保华：《我们应该要一部什么样的《劳动合同法》有人认为我站在“资方”的立场说话。我认为我只是站在平衡的角度。不是不关心员工，而问题是需要了解我们的员工“真正需要什么”。草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考虑到“劳动者”分层情况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起草进入了关键时刻。作为一名致力于《劳动法》研究二十余年的学者，笔者一直关注着这部法的起草进程，也参加了一些有关部门组织的课题讨论。在《劳动合同法》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笔者也想坦陈一些不同的思考。我国应当要一部什么样的《劳动合同法》？锦上添花式的，还是雪中送炭式的？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这是一个“高标准”与“广覆盖”的争议。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涉及了《劳动合同法(草案)》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