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思考———以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为线索卢钟锋建国后至今,中国历史学经历了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时期。前30年,中国历史学的最大成就是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历史学的发展一度严重受挫。后30年,中国历史学的最大成就是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得到全面发展。一、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新时期史学研究的特点：运用唯物史观,特别是作为其基本理论构成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重新解释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进程看作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把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看作是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在根源和动力,并以此为指导线索贯串中国历史全过程,由此形成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认识,构建了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新体系,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新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的新力作。这部被誉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即多卷本《中国通史》,集全国二百多位老中青历史学工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之功,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最新成果。其最大特点是: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生产方式到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如实地把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看作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始终贯串着社会形态变迁这一指导线索。在史书体裁方面,它创立了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组成的综合体,从而使史书所反映的内容更具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特点。唯其如此,我们认为,这部多卷本的《中国通史》不仅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且是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开创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代表了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最新成就。二、三种“早期国家”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路径如所周知,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论断,①历来为中外学界所认同。认为这是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然而,国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它形成之前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或模式,这就是西方学界所说的“早期国家”问题。1、是“酋邦”说。谢维扬首先结合国外酋邦理论探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他指出:所谓“早期国家”是指从原始社会直接演化而来的最初阶段,有着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中心和行政及政治管理机构,产生了社会分层或阶级分化,有领土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等;而从早期国家”发生和发展的进程来看,有两种模式,即:直接从氏族社会演化而来的“氏族模式”和从氏族社会解体后出现的“酋邦社会”中演化而来的“酋邦模式”。中国文明的起源也经历了“早期国家”的阶段,它是由“酋邦社会”演化而来的,因此,称为“酋邦模式”。其历史进程是:由酋邦社会演变出夏朝国家,这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发生期;经商朝至周朝而进入鼎盛时期,这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期;春秋战国是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形态转型的时期;秦朝国家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终结和新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出现。①由于中国的早期国家是经由“酋邦社会”演化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谢维扬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称之为“酋邦”路径。2、是“聚落形态”说。王震中：必须加强考古学的研究,实现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才能真正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3、是“部落国家”说。何兹全：:(1)由部落到国家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2)在国家形成之前,中国历史曾经有过“早期国家”阶段”(3)中国的早期国家可以称之为“部落国家”(4)中国的早期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城邦国家”(5)部落转化为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地区组织代替了氏族组织三、历史分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从历史分期的角度重新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则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在课题研究方面的新视角。这是新时期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新进展的又一重要表现。1、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主张夏代中期奴隶社会说、春秋过渡时期说和战国封建说。与此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