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人的文化性格与评孔开新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新人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围绕着破除孔子之道，另立文化新宗的文化主题，为中国近代评孔思潮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他们对社会、历史、文化、时代的不同感悟，造就了他们各不相同的文化性格，对于他们反思中国文化进行深刻的文化批判乃至社会批判，都有着明显的牵引作用。在评孔开新方面，尤其如此。本文在讨论中针对学术界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键词：文化新人；文化性格；评孔开新：K2611文献标识码：A五四时期的排孔开新不仅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以及民国初年的排孔，也不同于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的排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排孔，着眼于政治批判，文化附属于政治，即便是在民国初年也是将孔子偶像作为封建帝制的政治偶像来批判的，这样，对于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孔子之道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刻的文化清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不同了。复古与帝制复辟运动于政治领域，也基本上通过政治的方式予以最终解决。除此之外，留给人们思考的则是一个深刻的文化话题：孔子之道充当奴役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帝制复辟与猖狂进攻民主共和的反动工具，其文化奥秘何在？五四时期的评孔批孔当然是如同一些专家指出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批孔的深化，但是，这种历史性的深化恰恰来自于评孔批孔的角度转换，即由政治的批判变为集中的文化批判。一陈独秀首先展现出辛亥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激进而富于战斗的文化性格。其斗争的锋芒所指，是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内核，亦即封建主义的文化巢穴。针对袁世凯政府鼓吹“提倡国粹”，陈独秀即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所谓的“国粹”，其基本精神不过是“忠孝节义”而已，其实就是“奴隶之道德”。鼓吹“国粹”，就是要使封建主义文化“谬种流传”，其结果是导致中华民族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败亡。他说：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①陈独秀指出，儒家的“三纲”说教，是“奴隶之道德”的根源。因为“三纲”说教，使人失去了主体精神，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陈独秀痛恨袁世凯“洪宪帝制”丑剧，将尊孔复古视为中国文化的灾难。洪宪帝制的覆灭，在陈独秀心中激起中国文化新生的波澜。他借用“春秋笔法”，将1915年与1916年划断，视1915年为古代史，而对1916年赋予新希望。陈独秀寓意深刻地指出，1916年是中国文化“除旧布新”的开始，呼吁“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极力促进中国之新生，中国文化之新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②。针对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叫嚷定孔教为“国教”，赋予孔教以宪法的地位，鼓吹以孔子之道为“立国之精神”，陈独秀表现出极强的战斗性。陈独秀---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指出，所谓孔教，不过是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的护身符，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他说：“中国帝制思想，经袁氏之试验，或不至死灰复燃矣，而康先生复于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锐意提倡，一若惟恐中国人之‘帝制根本思想’或至变异者也。近且不惜词费，致书黎、段二公，强词夺理，率肤浅无常识，适者皆目笑存之，本无辩驳之价值。然中国人脑筋不清，析理不明，或震其名而惑其说，则为害于社会思想之进步也甚巨，故不能已于言焉。”陈独秀揭示了孔教与封建帝制的内在关联，指出，鼓吹孔教，就是反对民主共和。他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若并此二者而主张之，无论为祸中国与否，其一贯之精神，固足自成一说。不图以曾经通电赞成共和之康先生，一面又推尊孔教；既推尊孔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