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构成中国经济的一大景观。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乡镇企业有两大缺陷，一个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集体企业的致命缺陷，在于产权构造。另一个就是它的工业化模式，即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但有位“新左派”学者甘阳却从中发现了“后现代”的真谛，超越西方的法宝：“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或许可能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果如此，这不仅对华夏民族‘生活世界’之历史延续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alternative.”（见《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第5页）。另一位“新左派”大将，崔之元，则很怀念“大跃进”，据认为，大跃进固然失败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的“合理因素”，乡镇企业就是大跃进的合理因素（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7页）。凡此种种食洋不化、数典忘祖的观点，实在让人目瞪口呆。乡镇企业的确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是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和缺乏流转性的土地制度造成的，完全出于无奈的选择。后果是村村建厂，处处冒烟，环境大破坏，经济集约化程度上不去，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有学者正确指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决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和城市化相比，乡镇企业的形式使城乡收入差距无法缩小，便劳动力的转移处於不稳定、低效率状态。千百万农民不顾艰难险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动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把农民束缚在乡土上是多么不合理和不得己。（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载《东方》1994年第1期）须知农民在中国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主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身份。谓予不信，请看那些早已不下田地的人，不是仍被不假思索地称为“农民企业家”或“农民工”、“（农）民（教）师”吗？这种农民身份系于举世独有的中国户口制度。所谓户口制度，远远超出了其字面上的居民登记的含义，而是一种基于血统的、画地为牢的人身束缚。例如，只缘你的父母是农民，你就是农民，而且必须是户口所在地（通常也就是出生地）的农民，无论你是否还真的从事农业生产。就算是死心塌地在乡务农，虽然所耕作的土地据说是归包括你本人在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但这个集体无非是个抽象而空洞的符号，你只得逆来顺受基层党政干部的瞎指挥，成与不成都是他们的“政绩”，血本无归你自个儿兜着。较远的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当年砸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饭锅大炼钢铁，较近的则如各地农民承包的果园、农场被“公家”擅自收回重新发包的坑农事件仍然层出不穷。由于缺乏明朗而稳定的制度预期，承包农民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便是不惜地力、竭泽而渔，至于植树造林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功在长远的事情则乏人问津。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此话用在农民头上，确可以引申出一些经济学含义。黄仁宇先生早年就对农民的经济理性给予高度肯定。1949年后，农民虽不曾享有国家提供的医疗、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也历来在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方面低人一等，又身受“剪刀差”的掠夺，但仍然百折不挠地怀有生活的热情和希望。中国改革，正是始于农村，不是说，“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吗？承包到户也是农民的“创造”，只引入了少许商品货币关系，就一举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而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又何尝在“市民之下。有人做过一番研究，对比北京的中关村和浙江村（浙江人在北京南近郊一带聚居起来，做各种生意），结论是：浙江村比中关村更接近现代经济体系。在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农业比较效益日渐低下的情况下，农民纷纷外出谋生，亦在情理之中。最为离奇反倒是，据说经过“土改”和后来的“分田到户”，农民得到了土地，意味着翻身求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