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元祐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以降，迄今历史已走过了900多年。900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仅以20世纪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评议王安石的传记、变法史实的专著达90余种，发表论文约千余篇，而这些论著又是毁誉、褒贬莫衷一是。“大抵自来论介甫，其毁之者，凡一谋一法，只须其谋其法之出于介甫，则不问事实，而一切有非而无是。其誉之者，则又只须其谋其法出于介甫，亦不问事实，而一切有是而无非。”①“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②20世纪50—70年代，史学界普遍接受列宁的评价'SE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③进入80年代以后“抑王扬马”的观点又流行一时。④本书讨论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既无意加入过去那种“笔头去取千万端”的争论，也不对纷纭评议的不同结论作是非判断，而是想探讨评价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搽抹和装饰”，还是在纷纭评议过程的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内在联系在起作用。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时曾专门提到学术假设与“社会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他说：“简要地来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⑤实际上900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900多年的“社会气候”。鉴于此，笔者拟本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借鉴“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或世界观”⑥的方法，对于900多年来影响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研究迭荡起伏、毁誉不一背后的“社会气候”，亦即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一些探讨。为了叙述的方便，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900多年来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阶段：一、南宋至晚清；二、20世纪前半叶；三、20世纪后半叶。要叙述南宋至晚清社会变迁对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影响，先对其评议源流作一简要介绍是必要的。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可分为史家和思想家两大类。史家的评议主要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按中国古代官私修史传统，官史方面的评议，主要有：1．宋高宗朝绍兴年间由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2．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朝国史》；3．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它们对后世的评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⑦“事实先以正史为据”是也。⑧再看私史中的评议线索：主要见于南宋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该书的删节本，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⑨、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还有赵汝愚《宋诸臣奏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吕中《大事记讲义》，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和不著撰人《宋史全文》。明清时期所编前朝历史的著作在叙及宋神宗朝史实时，大都依据上述官私史书，尤以《宋史》为蓝本。如：编年体：元明之际陈柽《通鉴续编》、明丘濬《世史正纲》、薛应旃《宋元通鉴》、顾锡畴《纲鉴正史约》、清《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徐学乾《资治通鉴后编》、吴乘权《纲鉴易知录》、毕沅《续资治通鉴》等；纪传体：明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清陈黄中《宋史稿》、陆心源《宋史翼》；年谱类：清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别史类：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续通志》、邓元锡《函史》；其他还有：明陈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