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社会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二第三章企业文化比较与管理差异进入70年代，管理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成功管理模型研究的结果总是表明，凡是成功的管理，都是依托于其内在特定的文化力和传统力。既便是外来的管理，也只有在其和民族的文化印记吻合以后，才能产生绩效。相反，如果去考察一些不成功的管理，都往往以两者的不耦合为特点。由于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管理，因此最能体现其管理文化特质的是“人本思想”，即对人的本性、本质了解的理论和思想。情、理、法三者，也是管理的文化内涵，它涉及到管理中的情感投资、目标实现和法规制度建立等问题。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特质，对其有不同的偏好和处理艺术，但是只要是成功的管理，都必须是三者的统一。东西方正是通过各自不同途径而实现三者统一。研究管理与文化关系，其根本点归结为管理成本的大小问题。事实表明，凡同特定文化传统相吻合的管理模型，由于其内在的认同和整合效应好，往往能产生较高的凝聚效应，从而节省管理成本。反之，则会产生大量的交易费用，增大管理成本，管理效益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随着人类管理文明的发展和东西文化的融合，最有效的管理是吸收两种文化之长，并形成一系列整合效应的管理。第一节东西方人本思想比较西方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商业城邦和民族，在其自身的文化发展中，人的个体价值、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展示，由此形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基于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通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与发展，使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从而推进西方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其主要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被赋予鲜明的这个社会和时代的特点。而作为对理发人本主义的修正，本世纪初兴起的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特别是进入50、73年代，对人的本性作出了具有创新价值和意义的探索。其主体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1）重视非理性因素对人行为的作用，而改变过去单纯认为是理性因素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观点。人们越来越注意到非理性因素对人行为的决定意义；（2）作为独立意义上的人已经具有了社会角色，因此人应当使自己的行为和社会要求相协调。而不是以个体排斥社会，以自我排斥他我，努力培养自己的社会角色；（3）在人和环境的关系中不再以惟一的经济指标为目标导向，而注重自己行为的环境价值。它强调企业向社会提供的应该是“顾客需要的，企业擅长的，又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产品。经济增长和社会协调相结合，人学会从他我，从社会角度来审视自己的行为。而正是这一系列进程，演化出“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文化人—现代人”的发展序列。而人本思想，则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孔子的德治思想，仁治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民”。“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他对于“以不教民战”，“不教而诛”，“居上不宽”等现象极为不满，明确指出，宽则得众，惠足以使人。他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提出“使民如承大祭”，役使老百姓要像承担重大的祭祀那样严肃认真，不可轻率。而孟子则更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观点，认为治理天下，老百姓的事情最为重要。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人本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群体和谐，自强不息，体己与体人相统一，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所以东方人本思想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种人本思想，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与价值，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转化”：其一，重人的生存需求而转为重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结合。在封建牧民思想的指导下，重民实际上是重民的生存需求，希望统治者“治民要宽”，“养民要惠”。而现代管理中的人本思想则是重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重人的个体价值，注意发挥人在管理中的积极性，从而达到优化管理的目的。其二、由简单地排斥和否定竞争而转为规范竞争秩序，制定竞争规则，尽取竞争之长而避无序竞争之短。封建社会的和谐抑制竞争，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