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安排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摘要]在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一方面，正式的代理契约采取隐含契约的形式；另一方面。在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之间还存在一个非正式的关系契约。这种契约安排导致国有企业约束监督机制失灵，内部人控制和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合谋。为了解决代理问题，政府必须把企业高管的选择权和解雇权归还给企业，建立以企业董事会为核心的、职工参与治理的内部约束机制。[关键词]国有企业；隐含契约；关系契约；监督机制；内部人控制；合谋[]李敬湘，广西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广西南宁530004[]F270[文献标识码]A[]1004-4434(2011)07-0148-05关于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和监督激励机制的研究文献很多。这些文献主要指出了国有企业委托人问题的特殊性――行使委托人职能的政府官员既没有剩余索取权，也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导致委托人的监督失效和企业内部人控制(杨瑞龙，1997；简新华,1998；刘青,2003)。本文将从契约安排的角度――隐含契约和关系契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和监督约束机制。这种隐含契约和关系契约支配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对监督约束机制的影响是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特别严重的根源，也是解决国有企业代理问题必须面对的现实困难。在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国家授权各级政府、政府官员行使委托人职能，负责选择企业代理人，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而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契约安排，一方面是正式的委托代理关系采取隐含契约的形式；另一方面，在执行委托人职能的政府官员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一个子契约，即关系契约。国有企业特殊的道德风险是这双重契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隐含契约及其实施机制的失效Klein等人(1996)认为，解决机会主义问题的长期契约有两种形式：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明确的长期契约可以解决机会主义问题，但成本极高。因此，大多数交易都采用隐含契约的形式。国有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除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薪酬契约等显性契约规定的内容外，还有很多权利义务无法写入显性契约，只能采取隐含契约的形式：一是政府任命企业高管经营企业。负责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回报，他可以获得控制权回报，享受较好的薪酬、福利，甚至可以晋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得到更大的控制权。然而，大量的职位消费、灰色收入不受法律的保护。晋升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控制权回报难以写入显性契约中，只能采取隐含契约的形式。二是企业高管除了创造良好的企业业绩外，还承担着增加就业、福利，维持企业的稳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任务，以换取政府在税收、土地、融资、市场保护等方面扶植企业发展的优惠措施。旧在企业高管的多任务代理目标中。有些目标无法用客观绩效评价指标评估、考核，只能依赖于主观评价。政府无法根据考核结果来奖惩并决定代理人的去留。所以，代理人的任务目标难以写入显性的契约中，代理人的任职条件和任职时间也只能采取隐含契约的形式。与显性契约相比，隐含契约具有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但是，由于未形成成文的或口头的契约条款，具有第三方不可验证性，不能依靠法院及其他第三方强制实施，只能依靠自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实施的机制、依靠长期的重复博弈，依靠声誉、诚信等伦理规范来执行。它对交易各方权益的保护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其效果肯定不如显性契约。在行政任命制下，国有企业正式的代理契约主要采取隐含契约的形式。其实施机制的失效会导致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一)委托人的频繁违约引发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在政府与企业高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的谈判地位本来就不对等。行使委托人职能的政府掌握着高管的任免权，其随时可以解雇企业高管、终止契约而没有任何退出成本。而企业高管的退出成本却是十分巨大的。一旦丧失控制权，企业高管就会丧失一切控制权收益，损失专用性人力资本。因此，企业高管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政府官员，受政府官员的支配。这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意味着委托人可以选择性地履行契约，其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也可以毁约而不受任何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