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前面的讨论清楚地表明，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各诸侯国史籍全被焚毁，因此儒家经典成了传世先秦秦汉文献中记载中国上古文明史的重要资料。但由于周公、孔子的“夷夏之辨”，又使得这批儒家经典记载上古文明的内容基本局限在中原地区。当然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都在中原地区，因此利用这些儒家经典资料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也就是把握住了中国上古文明的核心问题，这是肯定的方面。但是我们又不能仅据这些儒家经典资料而把握中国上古文明的全貌。八十多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已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古文明是多源并起，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的古文明只是整个中国古文明的一部分而已。要全面把握中国上古文明，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苏秉琦先生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张光直先生的考古文化交互作用圈、李学勤、李伯谦先生的青铜文化分区分支发展说等等，都是有价值的贡献[7]。但是，中国上古文明的具体情况还要更复杂、更丰富，有待于我们去做更多的探索。以下试从三个小题略作分析。1．就现有考古所见区域文化资料看，五帝时代的文化中心实际上不在中原。2．就现有出土文献资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山川神怪论以至五帝、夏商周民族发展史诗的完整资料不在中原所传的六经之中。3．就现有的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看，各区域古国的历史文化资料相当丰富，可以极大地补充中原地区所传文献资料之不足。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的五帝时代，黄河中下游、长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同时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当然，各地的文化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与路向。这里试以山东全境，包括豫东、皖北、苏北在内的所谓海岱地区的考古事实为例加以说明。海岱地区的原始初民总称为东夷民族，其所创造的五帝时代文化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在大汶口文化前期，已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状态。在刘林、王因、大敦子墓葬群里，已出现了少数脱离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尊者和富者，在他们的墓葬里，随葬品比一般氏族成员墓要多一些。到了大汶口文化后期，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如莒县陵阳河发现的45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第19号墓中随葬有象征权力的石钺，象征财富的骨雕筒、陶号角，还有用于宗教祭祀的大口尊，墓主显然是酋长贵族。在莒县大朱村发现的35座墓葬群中，有大中小三个等级之分。其中随葬品多达百件以上的大墓有二座，但也有一些小墓地却无任何随葬品[8]。这说明在同一氏族群内已存在着鲜明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山东大汶口文化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而龙山文化相当于五帝时代的后期。龙山时期的东夷民族群中，已出现了王权，形成了礼制，确立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已出现了发达的城市群组。据张学海先生统计，在山东、河南、内---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蒙、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已发现龙山时代的城邑数十座，其中最多的是山东地区，共发现龙山文化城17座[9]。它们大致可以按照泰沂山脉为界，分南北两线。其中北线由东而西共12座，即寿光边线王古城、临淄桐林田旺古城、邹县丁公村古城、章丘城子崖古城、茌平县的尚庄古城、乐平铺古城、大尉古城、教场铺古城、东阿县的王集古城、阳谷县的王家庄古城、景阳岗古城、皇姑冢古城。泰沂山脉以南的龙山古城由东而西共5座，即五莲县的丹土城古城、费县的古城遗址、蒙阴的吕家庄古城、兖州的西吴寺古城、滕州的龙楼古城。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些龙山文化城的规模和社会功能等情况，将其分为中心王都、中等城邑和基层城聚落三个等级。其中城子崖、田旺、丁公、边线王、教场铺、丹土等城址可以视作中心王都城。在这些王都城的周围，则依次分布着数量较多的中等城邑和基层聚落。张学海先生曾对以城子崖王都为中心和以教场铺王都为中心的“都”“邑”“聚”龙山城邑群组进行过分析，提供了其三级城邑的示意图。例如，在城子崖中心王都周围，有黄桑院、马彭南、季官庄、马安庄、牛官庄、小坡等六处二级城邑。在这些城邑周围，又有40多处基层聚落。就这样，“都”“邑”“聚”就构成了金字塔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