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社会责任是个伪问题时下呼吁企业家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时髦的话题，提出这一问题的角度形形色色：比如针对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拒绝设立工会、某些企业制假卖假、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捐助慈善事业不热心、企业拖欠压低民工工资等等不同现象，提出了相同的批评指向__这是企业家不讲道德、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问题的提出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一个老话题了，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从来就有所谓“义利之辩”，在西方的传统里，始自于现代经济学的老祖宗斯密，关于社会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老话重提，有一个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当下的中国正面临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转型的时代里，伴随着市场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传统伦理价值被逐渐消解，而新的伦理体系尚未确立。相对于中国人而言，“市场”是一个舶来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须有与之适应的道德基础，这是确之无疑的。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如费孝通先生所论证的“私性的社会”，人际交往半径局限于血缘亲疏的人伦关系范围，而市场社会的繁荣要求市场秩序不断向外扩展，市场秩序扩展的过程也就是以价格为媒介、人际交往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这需要人与人之间遵循基本的交往伦理。为此，构建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责任伦理，对企业家提出相应的道德伦理要求是必然的。可是，在当下流行的话语模式里，往往存在着以一种价值消解或取代其他价值的趋向。在呼吁企业家责任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同时，其中隐含的一种逻辑论说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是构建有秩序的市场社会最为重要的因素只要企业家具备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市场秩序就能够完美无缺地建立起来。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只是一种道德论说，无限放大“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实质上是一种“唯道德主义”。道德要成为有效的约束力量，有赖于每一个个体对普世性的伦理准则有着共同的认同，并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遵循这些准则。可是，道德自律只是一种自我的内省和自我的反思而不是强制性的第三方约束，本质上是一种“软”约束。市场秩序的扩展是一种“公共活动”，维系公共领域的有序，更重要的是依赖于社会规则的运行，企业或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天职，为此而“不择手段”，绝不是道义谴责可以杜绝的。文明社会里，约束个体人的是“心中道德”，约束社会人的是公正的法律。以上论说并非是要消解市场社会的道德要求，恰恰相反，如果认同“市场经济”是一种“好”的社会秩序，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有着严格的道德基础，这至少包括充分竞争、自愿交易、诚实守信等等道德要求而现代社会早已将此类道德要求，外化为市场参与者的基本权利。比如在国际、国内范围内，《国际劳工组织宪章》、《反垄断法》、《劳动法》、SA8000认证体系等法律或规约，已经将市场参与者的基本权利显性化、明确化。市场秩序的扩展有赖于权利的先行，自愿交易的本质是权利的交易，没有初始的权利界定，交易就无从谈起所以，构建市场的前提是明确市场参与者的权利，无视交易双方的权利而强行发生的交易，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强取豪夺。以企业拖欠压低民工的工资为例，表面上看起来，是无良商家的失德，但是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更要害的社会关系是企业侵害了民工的基本权利。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是违背了基本的市场契约，我国《劳动法》等相应法规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这是确之无疑的侵权行为；企业压低民工工资、跨国企业拒绝成立工会，是剥夺了工人参与市场谈判的权利。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规约企业的失德行为，须依赖于法治的先行，仅仅着眼于企业的责任伦理建设，是以伦理取代法治、以道德消解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一味诉求于企业伦理责任的存在与否，无形中陷入了一个伪问题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