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生：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宗族网络和私营企业家本研究从两个理论传统中获得洞见：一个是新制度主义，它强调制度，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另一个是社会网络分析，它强调人际关系在产生和维持非正式规范中的重要作用。整合这两个视角，我们得出的中心命题是：社会网络通过维持非正式制度而影响经济发展。这篇文章着重探讨中国农村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宗族网络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我们的观点是，在市场改革的早期阶段，产权没有得到国家正式制度的有效保护，市场制度还未发展起来，宗族团结和宗族信任在保护私有企业的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来自366个村庄的统计数据显示，宗族网络的强度对农村私营企业的数量和劳动力规模有巨大的积极效应，而对集体企业的效应则不明显。导言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降低不确定性并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如Coase1960；Williamson1985；North1990）。诺斯和托马斯（1973）把西方世界的崛起归结于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和演化，它由中央政府支持，使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回报率。制度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我们大部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是受非正式规范治理的（North1994；Ellickson1991；Posner2000；NeeandIngram1998）。埃里克森（1991）批评科斯仅仅强调正式的产权法律，他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非正式规范已经包含了正式决策和执行的一大部分成本。诺斯（1994）强调非正式规则为正式规则提供了合法性。一个正式的制度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得到非正式制度，如习惯、传统和行为规范的支持。对于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的研究应该特别关注非正式制度，因为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新制度的建构的过程，正式制度的变革相对容易，而非正式制度的变革则旷日持久，因为非正式制度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经济学家虽然承认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却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非正式制度的产生和执行过程。社会学家认为，非正式规范是在社会网络中自然地产生的，是人们日常社会关系的伴生物（NeeandIngram1998）。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推出，社会网络对经济成就具有影响，可以用图1来表示这种因果联系。这个图就是我的研究的理论框架，它综合了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社会网络分析。---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种综合要求重新定位网络分析，从认为社会关系是个人资源的个体分析角度转变为强调社会网络的规范控制的群体分析角度。在个体层面，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于地位获得和精神健康的网络效应已经得到了检验（Granovetter[1974]1994；Burt1992；Coleman1988；Lin1988，2001；Bian1997）。相比之下，群体层面的社会网络在支持非正式制度和推动经济增长（或者政治民主）方面的分析才刚刚开始。科尔曼（Coleman1990，1994）、武考特（Woolcock1998）、普特南（Putnam2000）等在群体层面上为社会资本理论化奠定了基础，但是缺乏实证研究（e.g.，LaPortaetal.1997；KnackandKeeper1997）。科尔曼（1990）认为有效的社会规范的产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必要条件，是说规范的产生必须有外部性，“此种外部性难以为简单的交易所控制，这意味着接受外部性影响的人难以控制相应的具有外部性的行动”（第251页），当个人的行动造成他计算以外的后果，并且这些后果影响到其他行动者的时候，这个行动就具有了外部性了。受外部性影响不止一人，那么就需要大家均摊成本、共同出力了，但是，集体行动常常无法实现，因为受自身利益影响的个体喜欢搭便车，享受别人的贡献。奥尔森（Olson1965）称这种情况为“集体行动的困境”。第一个条件使指定的或剥夺公权的规范成为必要，这种规范能够带来肯定的外部性或改变否定的外部性。然而，非正式规范的执行会引发二级搭便车问题，因为理性的个体倾向于在别人的努力上搭便车。因此，规范产生的第二个条件（充分条件）是规范的受益者将能够克服二级搭便车问题，或者是能够产生足够的二级制裁来使得规范生效（Coleman1990，p.273）。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框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