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心的迁移和广州的缺失[内容提要]：本文以文化力角度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中心迁移的轨迹做了历史性的梳理，对文化中心得以形成、发生迁移的历史、文化因素，着重对近代以来广州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及其在文化中心形成和迁移过程中的得失错漏作了学理说明，以期对新时期文化建设有益。[关键词]：文化中心文化文化力岭南文化历史广州文化中心是包括物质、精神、制度在内的文化持续聚集、生长、辐射的中心，是文化竞争力最强的地区。文化竞争力的强弱使文化布局形成中心——边缘结构，而文化中心的迁移是国际和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作用和力量对比消长的表现和结果。在国际上，近代以来文化中心的迁移的轨迹大约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德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不难看出，这种迁移过程是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相协调的。近代以来在我国也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文化中心的迁移：一次是在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以后由北京迁往上海，在1949年后，又回迁至北京；一次是1978年以后由北京迁往南方，最终形成北京、上海南北呼应、双峰并峙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对文化中心迁移的影响大小交错进行，在社会多元、转型化时期，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在社会完全政治化时期，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中心的机缘两次和广州都擦肩而过。一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以北京所代表的北方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也几乎一直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一个政治至上中央集权的社会，文化附庸于权力，附庸于政治，政治中心同样是文化中心，这样一个静止、非竞争社会是无所谓地区间的文化竞争力问题的。即使南方包括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由于战乱较少、土地气候更适于农业生产而承担着经济重心的角色，但是由于自身在一个大一统的具有超强稳固结构的社会里并不拥有产生新文化的机制和能力，所以包括广州在内的岭南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一直处于文化边缘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能撼动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中心地位的只能依赖外部新异文化的输入，或者政治体制的改变。中国近代社会以前，中华文化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以和平方式同外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一次是汉代以来特别是隋唐以来印度佛教由西域进入中国，一次是明朝中叶以来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宗教和科学由南方带入中国。在这两次文化交流发生事时中华文化相对仍处于强势地位，故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只能同儒教、道家相融合并成为中华文化的补充，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立足。文化中心和文化边缘的布局并未改变。第三次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以非和平方式。鸦片战争的前期，中华文化已是远远落后于西方，战争的发生以---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及接连半个多世纪里的失败和屈辱，极大地冲击了古老帝国根基并最终走向崩溃，中华文化面临着更先进文化的毁灭性打击，以北京为代表的文化中心地位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广州的地位可谓特殊，在时势、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文化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它似乎能够接过文化中心的接力棒。有着两千多年海港盛史的南中国中心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对外贸易中心的角色，在明朝中后期禁海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甚至一度是中国官方许可的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既是对外贸易的中心，那么外部的文化也不免很容易随之进入并在广州这个真可谓是“国际化”大城市里生长和发展。澳门很早就已为葡人所据，两次鸦片战争都是从珠江口爆发的，而虎门硝烟、香港割让、孙中山多次在广东发动起义并一度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一大、国共合作，广州起义几乎近代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广东有关，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曾于此留下足迹，使得作为省会的广州一下子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表现在文化上，广州在二十世纪前可以说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十三行、怀圣寺、石室等早就蜚声海外。尤其在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随着西方的炮舰政策也蜂拥而进，沿着几个世纪前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足迹，广州再度成为西方传教士向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