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谈反腐的路径和方法因为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一句：自己公布财产，“这个做法很正常，全世界都这么做，没有什么特别”；也因为俄罗斯《观点报》评价：“中国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的努力遭多方阻止”。一个原本就是热点的话题再次炒热。有人说，中国所以不能公开官员财产，是因为尚未完成资产向国外转移。也有人说，在黑钱尚未洗白前，财产不会公开。显然这都是情绪化语言和偏激观点。中央反腐决心和实际行动有目共睹。比如，十八大以来已经有10个省部高官被惩处，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地方巡视动员，王歧山特别要求“盯着一把手”，同时强调“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汇报就是渎职，必须根据情况追究责任。”其反腐力度有加大之势。即便这样，笔者仍然认为，较长时间内中国仍不会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当然，组织内部申报制度早已开展，并且越来越严格。主要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有的政治理论和道德价值体系尚不能有效解释和评价官员先富现象。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为了解决原始积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必要而合理。问题是我们忽略了，让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先富起来，再加上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制度建设没有跟上，结果是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以革命的理论评判，官员先富肯定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不合。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实现人民利益过程中还把道德推向极致，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要的情况下牺牲自己的生命。革命先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革命时期的信仰和道德虽然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必须承认有客观环境的影响。这就意味着，那种精神和道德存在弹性，且因人而异，做到做不到和如何评价，缺少操作性。这就决定了，其会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严重时会甚至出现不适应。如同儒家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熟人道德、“五伦道德”，更适用于人口不流动的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当工业社会与信息文明到来，短板和软肋暴露出来。为什么人们总在疑惑，先辈们拥有那么坚定的信仰信念，共产党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为什么一下失灵了呢？其实是社会和时代变化的结果。这里特别强调，革命党和执政党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实际上是以无限的自我牺牲来成就号召力，这在革命阶段达到了顶峰，后者很难做到高度牺牲，这种情况下不能产生新规则和力量之源，就无法解释现实。如果以新政治观下的执政理论来评价，以现代政治伦理和法治为尺度，问题能够解释得通，至少当下是这样。新政治观突出强调确立与官员的角色和行政行为相吻合的道德价值标准，是有限道德而非无限道德，同时强调评价标准是合法的就是允许的，要求官员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价值标准，如果做不到，只要合规则，不违法亦可。简言之，在许多情况下道德让位于政治伦理规则。为什么台湾最领导层公布财产，几乎人人皆富翁，但社会波澜不惊。日本上一届内阁公布成员财产，人均不到200万人民币，这在富有的日本颇显贫困，但也未因此获得清廉美誉。盖其中之原因，缘于法治社会与政治伦理规则。也就是说，评价官员不以道德为原则（官员自己必须有道德，这甚至关系其政治生命），而是以忠于职守和尽职尽责为本。可以说，我们的执政理论不能突破，则无法解释现实，比如高层领导的亲属移居西方国家，这是很长时间来让人尴---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尬的问题，也是讳莫如深的问题，因为以传统的道德价值来评价，共产党出现了严重的信仰信念的蜕变，如果以现代政治观评价，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领导干部原本就无权干预子女的选择，西方的官员就不干预子女，民众也不要求他们干预子女（利用公权力除外）。第二，民众的理性和辩证思维与契约意识无法直面并接受客观现实。很多现象的确让人沮丧，但历史与社会已经走到今天，并且即成事实，我们无法更改，只能着眼未来。但从目前情况下看，大众似乎无法理性和冷静面对，这是一个无法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