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企业会成为世界性的经典案例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最缺的是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和耐心资本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引入中国仅有几年，对其定义并无定论，你理解的社会企业是怎样的？沈东曙：“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是舶来品，“enterprise”原来的词义是“机构”，“企业”的词义是由日本人翻译过来的，再传到中国，“企业”就变成了商业企业。从中文的语法讲，社会企业当然是企业的一种。但是我理解的社会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殊类型的NGO；一类是企业实验室。比如小额贷款，在很多国家已经商业化了，甚至成为上市公司，这是由于前期社会用了大量捐款、志愿时间来实验，证明穷人的金融市场是可以商业化运作的。但是更多的社会企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NGO，把一些政府失灵、市场失灵、NGO也失灵的部分做起来，利用更好的资源配置来完成社会使命。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热门话题是，社会企业能不能分红？沈东曙：我反对把社会企业的财务指标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谈论分红主要是谈论财务可持续的问题，---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我认为要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分红。投资者之所以对分红感兴趣，是因为财务可持续是一个底线，但他真正追求的是社会效应。提高分红可能也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还是要有一些先觉者、先行者来做。例如，乐平公益基金会，无论是社会企业的发展阶段还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都不是分红，我们不以分红来吸引投资者。但我不能代言整个行业说社会企业应不应该分红。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不在意分红，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太可能吸引更大的社会投资。沈东曙：是会有限制，这是人性，你没有办法对抗。你首先要找到社会价值观一致的人，再谈效益最大化。因为商界已经假定了大家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就是赚更多的钱，所以大家直接谈效率。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这一块，如果价值观不一样，后面的事情就没法谈。你很难找到对收益和社会价值都特别关心的人。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社会影响力投资最好聚焦在哪些产业？沈东曙：很难说，要看每个国家社会问题的集中度，另外要看可操作性。比如在北京，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雾霾，但是有没有可操作性是个问题。我比较赞成美国的做法，在发展初期，只要没有太强的逻辑冲突，大家都可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参与进来，选择自己能做的事情。投资其实包括捐款、借款、权益的投资，甚至可以包括时间、社会资本的投资，现在也有所谓的智力投资。投资议题也可以比较分散，但是你要选你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长，目前来看，有哪些因素在制约其快速壮大？在政策层面需要哪些支撑？沈东曙：中国的政策正在转变，处于一个不断放开的趋势当中。一般来说，社会创新者们看到的，更多是解决问题的机会，所以在他们眼中，一个不断开放的政策环境，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环境。李克强总理说，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特别有创新能力的人来说，他们总能找到一些机会。我觉得一定要强调，先做能做的，再做想做的。第二，在这个政策环境中，对话、合作、监督也越来越多了。政府在慢慢归位，不是全部包办，开始慢慢拨款购买服务了。在这种沟通当中，你想一些变通办法，先把事情做出来。反过来说，温室里养不出能够经历风雨的花朵，你要解决社会问题，一定会碰上很多风浪，这个很正常。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慢，主要不是政府的问题，是现在优秀的实践太少，无论是全球范围还是国内。在这个时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追求完全的立法支持是不现实的，立法要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同时要慎重，不能改来改去。一个健全的、相对公平的环境是必要的。规则要公平，执法要到位，这个很重要。政府要鼓励在透明的环境下竞争，政府不要太相信自己挑选的能力，要着重制订规则。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通过基金会办社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