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对公文文风的影响不论是公务文书或是私人文书,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在写作时都有一个文风的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指写作中所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风气。公文的文风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不但和作者本人的文化底蕴和修养有关,更主要的是公文所服务的对象。因为公文不同于其他为了“抒怀”的文学作品,公文具有更强的服务性、功利性。那么公文服务的对象又是什么呢?在中国XX多年的历史中,改朝换代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就是皇帝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中国的官制尽管也经历了很多的变革,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体制,始终是以皇帝为核心,紧接着以"金字塔"政治框架型开始开展国家管理,其实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皇帝的秘书即封建官吏性秘书,与此同时,皇帝对公文的影响也就有了绝对的权威。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以“焚书”、“坑儒”政策,实行他的愚民政策,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但是公文的文风并没有像秦代的文学一样陷入低谷,反而是实现了文风的展。在吞并了六国以后,于丞相、御史议帝号一段文字,罗织六国罪名,出语专断,霸气十足:异目韩王钠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和众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儿息兵革。赵王使起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柯为贼，兵吏诛,灭起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春秋战国,割据兼并,本无义战,秦归咎于人,剧道德为己有,非战胜之国,不能如此。其下,秦始皇又自谢诩“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伏起辜,天下大定”。自大狂傲,溢于言表。这样的文字,既有战国之文的逞凶作风又有法家的峭刻峻直,更有开国君主的不可一世,即古帝王文章亦不复多见。王绾、冯劫、李斯等人的应对之策,俯视天地,独尊人皇,亦见开国之臣的妄自尊大心态:臣等谨于博士议曰:“古有天帝,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日“朕”。王日:“去‘泰',着‘皇',采上占‘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正是基于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以及急于对思想的控制,李斯位为丞相,他的《议废封建》、《议烧私书百家语》所论制度,符合君主专制利益;《议刻金石》、《上书言治骊山陵》所言事实;能满足帝王自大的心理,故语言简捷,不假文饰,是典型的刑名法术之语;刘勰说秦“政无膏泽,形于篇章”（《文心雕龙•奏启》，指的就是这类文章）紧接着秦始皇,中国的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成功的皇帝汉武帝,汉武帝喜功崇文,对内的政治策略使政治稳定,对外征伐成功,不少人为适应他歌功颂德、“润色鸿业”需要,献赋得官,并常常被委以重任,充当秘书侍从顾问或朝廷大臣。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就是其例。从此,浮华、繁冗之风渐起,直接影响了公文的文风。当时担任太中大夫等职的东方朔,上书一篇文辞竟达十万字,而汉武帝当作巨着,大加赞美。乃至东汉日胜一日,益发严重。于是,汉代遂兴起了一种以铺叙描写为主,讲究辞采,语句整练,韵散间出,半文半诗,不务实际的赋文体。赋文体又称汉赋。由于汉武帝的提倡,公文逐渐的成了各位大臣们展示自己文学才华的方法,赋文体移植到了公文中去。作为此时的代表性人物,司马相如的公文最能体现这一特点了,《上林赋》、《子虚赋》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本来要表达修明政治,提倡节俭,用以讽谏。司马相如在作品中大量的运用了细腻的铺陈,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话来表达很多次:于是乎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交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段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于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惠陶余,乘遗风,射游骐;倏目倩利,雷动犬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心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把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徽郄受诎,殚睹众兽之变态。从这一段的描写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字的铺张和浮华,后来又有了《长门赋序》云,"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王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