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乡土中国写作的叙述策略一种李广旭摘要：梁鸿的两部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塑造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乡土中国图景，引发业界书写“乡愁”的热潮。《梁庄》的叙述策略注重形式结合，重新使乡土中国富有了张力，更具现实意义。梁鸿采取了乡土叙述、学者叙述以及乡愁叙述三种不同的方式，不仅赋予作品形式上的意味，引发了关于文体的思考，更为乡土中国的再理解与再叙述提供了借鉴与反思。关键词：《梁庄》鄉土叙述学者叙述乡愁叙述乡土中国一、前言“站在梁庄的大地上，并非就意味着我们看见了梁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最有资格叙说梁庄。一个文本只是叙述之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梁庄。”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再版说明》里写下了上述一段文字。她通过《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两本书，勾勒了一个非虚构的“梁庄”世界，叙述乡土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叙述中国，理解了乡土也就理解了中国。这是梁鸿的梁庄，同时也是中国的梁庄。她采取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来尝试文学创作，因为自己学者和农民女儿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叙述上呈现出了一种“复调下的精神寻绎与终结”，笔触间颇具张力，让人们开始去关注梁庄，开始去重新思考现实的中国乡村问题。每个时代的乡土中国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当前的乡土中国到底是怎样的？需要如何来叙述乡土中国？如何理解一个更完整的乡土中国？不论是《中国在梁庄》，还是《出梁庄记》，文本间交错着三种风格截然不同但又彼此交融的叙述方式。第一种叙述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同时也是贯穿全文的主体部分——以农民或农民工的身份叙述，这是来自乡村自己的声音，也是一般关于乡村的文学作品所稀缺的。第二种，以学者的身份对乡村进行观察和思考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冷静客观地剖析了第一种叙述所展现的现实风貌，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深刻的洞见。第三种叙述更像是前两种叙述的润滑剂，使彼此的结合不显得过于生硬，具有淡淡忧愁味道的“少女回乡抒情”的叙述，在起承转合间流露着一颗“少女柔软的心”，让人动容。三种叙述相交互的写作模式是梁鸿不断追问乡土中国所刻意采取的叙述策略，在写作过程中，梁鸿几经易稿，从最初的“日记体”到最终的“观察、描述、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谋求更好的叙述模式来观照现实。三种方式经过精心安排后，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梁庄叙述空间，可以把两部《梁庄》看作是乡村生存现状的文本、学术研究的文本及乡愁抒情的文本，将不同阅读趣味的读者囊括了进来，使之能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乡土中国，满足多元的阅读旨趣，并由此揭开乡土中国“田园牧歌”这一想象背后的真实。三种叙述彼此交错，将一部非虚构的“苦难史”“漂泊史”和“心灵史”完整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二、乡土叙述：进行时的苦难对于一个村落来说，其人员构成主要来自村里人、家乡人和外来人，分别对应如父亲、小柱和昆生。其中常驻村落的村里人与由村落出去的家乡人是村落存在的基础，他们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的“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最能够代表乡土中国，也是最合适的乡土中国的发声者。如果以其当前所从事的职业与生活地域进行相对笼统的划分的话，村里人更多是农民，而家乡人则更多是农民工。受文化水平和表达能力的局限，加上缺乏相应的场所与机会，虽然对乡村有更真切的感受，但他们却很难将现实的乡土中国系统地表述出来，这一始终处于话语权边缘的群体正在并可能仍将长期处在失语的状态中，是这个时代庞大的“失语症患者群”，因为失语，所以遮蔽了乡土中国原有的风貌。梁鸿所采用的第一种叙述努力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这些虽然都经过了一定的后期处理，但不失为一种力求乡土声音原汁原味的尝试。《中国在梁庄》的笔墨着重于农民，《出梁庄记》则将重心放在了农民工，这种叙述不是在单纯地讲述某种“史诗”，而是在描绘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被“遗忘”的真实。（一）语言风格乡村自己的叙述在语言上没有太多华美的辞藻，更多的是平实与淳朴，主要由被采访者口述，采访者记录并整理。虽然这些出自被采访者的声音经过了采访者的过滤与筛选，但整体上保持了本色。乡土叙述采取了被采访者第一人称...